研究员兄转来俟名的“全球化中的中国与世界”一文拜读之后，觉得该
文立论颇多似是而非的谬误，倘若我国把外交战略尽然就建构于类似的观点
之上，则恐怕从长期上，国家利益受损将极大。因此觉得有一些话不能不说
。鉴于原文篇幅冗长而实质无多，特抽取其中关键点一一驳斥。
欲在一定时期制定指导一国之长程之外交战略，不但需要对古往来今有
确切了解把握，更需要立足刻下所有之信息，对未来之可能之世界局势发展
有极为敏锐及准确之预见。尽管由于每个人所存在必受特定时期及其思维方
式之局限，但这些预测之可能偏差必须限制于容许范围之内。以此而言，我
认为原文作的可以说是十分不够的。
先看原文开篇所以为的一百年来所发生的所谓“三个重大变化”。这三
个变化很重要，因为它们是作者对当前中国所处状况之历史性定位。
从中可以窥视作者立论时的历史眼光究竟有多远，驾驭历史材料的能力
有多大，而这两个，恰恰是任何一个妄图谈未来战略之人，必须要十分准确
地把握的。
>
>一个变化是。。。中国通过自觉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大加强，这使中
>国被扭曲的自我形象得以修正，自信心大大增强，从而以一种和谐的主体
>意识、主动的进取精神、健康的全球眼光参与国际社会。
>
注意前文。这里所谓的“自我形象”的“被扭曲”，首先指的是国人自
己的自我扭曲，指的是所谓的“不自信”，而不是被列强“强迫扭曲”这一
历史事实。这里的潜台词，指的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百多年来的历史，都是“
不自信”的，是“自我扭曲”的。这样的论调，固然是为了时下的执政者作
歌功颂德之文章，却也把自辛亥革命以来包括孙文蒋公毛周诸公等在内之无
数极为杰出的仁人志士，在中华民族最为危急的生死存亡之数十年间，为中
国自力自强并最终以一独立姿态立足于国际这一结局所作出之不懈努力，为
中华崛起所作出之巨大牺牲，都一概抹煞干净。
我不能不说，这是任何一个了解近百年中国史的国人，所绝然无法同意
的。
辛亥革命之前之满清末年之中国，确实是一个屈辱卑贱之中国。列强肆
意侵袭任性屠宰，无数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所谓弱国无外交，那时之中国
，虽然也曾出现了一批批极为出色的人才，却由于朝政体制腐败已极，终于
无回天之力。因此其时之中国，可谓是“被扭曲”之中国，因为其时之中国
同时受腐败体制及列强强奸之双重扭曲；其时之中国，可谓是“不自信”之
中国，因为国败民衰已极，无以自信。
这种状况，应该说自从辛亥革命，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之后，颇有改观
。尽管因了先天不足，国民政府因先天不足而腿根子也并不十分坚硬，但到
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毕竟是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几个大国之一的形象出现，它
的外交尽管有倾向性和软骨病，但至少从形式上讲，是独立自主的。这客观
地说，应该说和国民政府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外交的真正比较独立，是到了共和国成立之后。以毛周为代表的
新一代外交黄金搭档，在外交上总的来说，一直走的是自强、自力、自主之
路。建国之后至改革开放前之三十年，中国所处之国际形式，不可谓不极端
艰难。此一艰难之根本原因，不但在于中国自身之积弱在经过了百年屈辱再
加数十年不停之战乱纷扰之后，已到了历史的极限，更在于由于昔日列强根
本并不愿意看到一个自强自信之中国在亚洲出现而费尽心机不懈围剿之事实
。可以说，建国三十年之外交，要还的是祖宗百余年积累下来的各样的债：
精神的债，肌体的债，等等。
正是在这样一个极为艰险之境况下，毛周等充分显示了有眼光之杰出战
略家的历史洞悉力，以无比之自信、自强、自力不遗余力地在外交上作出了
一系列十分关键的决策，从而根本扭转了百年来中国外交上的极为不利之局
面。这里只举出几个我以为十分关键的外交大事，以资证明：
·建国初期之果断出兵朝鲜一战美国，奠定了五十年来中国不受大规模
本土侵略之格局；
·万隆会议开始奠定外交上之“农村包围城市”、走底层路线之战略，
就是最广泛地结交第三世界国家，穷兄弟穷朋友，从而成功突破大国富国强
国在外交上对新中国所构成的层层围堵，并在亚洲树立威信，赢得和周边国
家难得的和谐相处；我以为，这个战略在数年前当局曾试图放弃，先在非洲
，继在亚洲，试图主动撤出第三世界，结果吃亏不少。我以为这个战略至今
仍然是中国的立国之基础，依然不可变更，动摇不得，这根本的是由中国的
国力国情决定的；在相当时期内，不要试图去加入什么富国俱乐部；富人，
大多数是不仁的；穷朋友，还是要的；丐帮帮主的角色，还是要适当地当一
下的；
·南部和印度果断一战，确保了南部和印度边境三十年无大事，并大大
的奠定了在南亚次大陆的威信，成为地区不可忽视之大国；当然，在此次战
争中，毛周等由于还是局限于传统之大国理念而欲怀化异邦，交人以诚，不
败而退，付出了不少代价。但这些代价从另一方面讲，也是那个情况下中国
迫于周边局势所不得不作出的；而且事实上，这一战确实使得中国赢得了南
部边境的相当时期的难得和平；六十年代后期和前苏联珍宝岛一战，使得前
苏联三十年不再真正有南窥之志，保住北部边境至少三十年和平；
·在建国后的三十年中，一直奉行和第三世界广交朋友的原则，这个原
则使得中国能在为大国所封堵之艰苦三十年中，一直能保持和世界的接触，
能基本保持国家的安全，并最终，渐渐地使中国成为国际上一不可忽视之力
量。这样的力量，是和三十年的卧薪尝胆，决绝不可分开的。或者可以说，
就是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之结果；
·七十年代中美接触，更是一个外交杰作，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
次以自信自强自力不屈辱不丧权不依附之方式，在极为不利之国内国外之局
势下，突破层层迷雾封堵，和世界最大之强国建立平等互利之外交联系，从
而得以重返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得
到空前之提高。而这个成功的外交胜利，泽被后人之大，是不可尽道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在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一直
在致力于艰苦的恢复民族自信、自强、自力之能力。在这个漫长时期中，由
于主客观的原因，犯过不少错误、遇到不少挫折，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
单从外交方面而言，到了改革开放前之中国，即便受了文革的摧残，但中国
仍然是自信的，自强的，自力的；正是因为前辈领导人的几十年的努力，才
使得七十年代末中美建交成为顺水之势，中国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外交局面
才能那么如意而不太费力地打开。
只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外交成果，而抹煞了其所以如此的历史渊薮，是根
本抹煞了历史的事实，从而是根本不合理甚至错误的。
>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不再自外於国际体系，不再以打碎现存国际体系为其
>目标，而是以建设性的>方式追求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其目标。
>
基于上述分析，再来看看这第二点，就可以看出，原作者对近代史、甚
至建国至改革开放之三十余年外交历史的无知，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
－－如果不是有意如此的话。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客观之国事国势，中
国在外交上，至少在进入本世纪以来，已经根本的不是“自外”于“国际体
系”，这点从孙文之试图联俄、老蒋之联英美以抗日、老毛之联苏之抗美、
联第三世界之抗苏美、联美之抗苏，实际上历代领导人一直在作着不懈但极
为艰苦之努力，根本目的，就是试图根本改变落后中国之被动、屈辱之外交
局面，使中国成为外交上之自力自强自主之国家，使中华民族成为心灵上自
力自强自信之民族。
不是中国“自外”于所谓的“国际体系”，而是根本上由列强创立并把
持操纵之“国际秩序”，一直不甘心更不能容忍一个强大、自力、自强、自
信中国之出现－－这一点至今没有大的变更；因此，不是中国以“打碎”所
谓的“现存国际体系”为目标，而是这样的以强权为真理，以强霸为逻辑的
国际体系，从根本上就是反动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体系，根本的不过是富
人的俱乐部，是富国霸国操纵以来肆意凌辱随意把玩穷国弱国的工具而已；
这样的一个体系，是决绝不能允许一个自信而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的。这一点
，尤其是在今天，试图谋求独立自主之南斯拉夫，可以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列强犯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随意侵略，不已经看得十分清
楚了么？这就是作者所热力歌颂的中国甘于自外于其中的“国际体系”，这
样的“国际体系”，连一个小小的南斯拉夫都不能忍受，究竟如何能忍受中
国呢？
作者不把这里的历史渊薮厘清，却根本上混淆主次，颠倒因果，可以说
说作者是不懂得近代史，还只是一个很客气的论断的。好在最近我的脾气比
较好，这首先要感谢在新观察被拘泥久了，因此也讲了些理性。
第二个变化立足之判断，可以说同样是混淆是非之论调，因此是根本不
能成立的。
>
>第三个重大变化是，中国通过自身的变革影响著外部世界，这使得外部世
>界不再也不能像一百年前那样把中国作为随意用炮舰征服的市场，同时也
>不能随意地把中国作为敌人。
>
这一点论调，可以说充分显示出了作者的“善良”而至于“天真无牙”
之一面。
世界在进步，不假；中国也一直在通过努力影响甚至改变着世界，也不
错；中国在由封闭走向开放，从而更加认识清了外在的世界，而外在的世界
也更加认识清了中国，也是对的。但由此得出所谓的“外部世界不再也不能
像一百年前那样”等等那样的结论，我就有些不知所云了。由所得出的这个
论调，可以说，原文作者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外交”，根本不知晓外交
究竟是拿来作什么的。既然不晓得，还在那里谈外交战略，岂不是庸医乱开
药方，只促病人早死么？
这个论调所立足之逻辑，根本上是十分荒谬的。因为这里，作者十分巧
妙地偷换了一个重要外交概念，那就是“敌人”。
什么是“敌人”？以作者的论调，那就是所谓的“把中国作为随意用炮
舰征服的市场”。这个论断，咋看是不错的，因为鸦片战争之后的近百年之
中，中国确实是受尽了这样的敌人侵扰之苦，两次鸦片战争，一八六零年的
火烧园明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之战及这期间签订的无数屈辱条约，庚
子乱后的八国联军再次入京，乃至三十年代的日本全面侵华，等等，可以说
，那一百年的历史，根本的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而不懈地与各种形式之以“坚
船利炮”为主要武器从肌体上侵我中华之各样有形之敌人对抗之历史。这样
的“有形”之敌人，自从四五年之后，确实已经不太出现了。
但，是不是“有形”之敌人，就是敌人之定义呢？显然不是。任何一个
略为熟悉历史之人都应该知晓，历史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侵略与被侵略，
大多数情况下都具备两种形式，在两个战场上同时进行较量：
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有形的，就是表现在战场之上血与火的
厮杀；无形的，则通常是表现在经济、文化等等之上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
争夺。而从长期上看，真正主宰着历史进程的，往往是无形的形式居于主导
之地位。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较量的典型的例子，可以一举元朝与清朝，尤
其是清朝的三百年。
所谓“有性”与“无形”，根本的是由贯穿于人类历史的两股平行发展
的潮流和力量操纵驾驭的。这两股潮流，一是浮现于表面的直接可以看到的
，就是通过各个历史时期的大历史事件通过简单的逻辑就直接可以抽取出来
的动态，我叫它“明流”；另一，则是不那么明显的，是潜伏于这些历史现
象的下面的在暗中驾驭操纵着历史的进步的潮流，我这里叫它“潜流”。所
谓有历史眼光的战略家，首先就必须不但能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现实局势中
抽象出明流来，更重要的，还要深入地挖掘出脉动于底下的不易发现之“潜
流”来。
当今之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越发成为世界进步之潮流，这是明流。
任何一个明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会有回流返潮现象的出现，即
所谓的暂时的倒退，譬如此番美国北约之武装入侵南斯拉夫，就是对二战以
来已经形成的国际正常秩序的一次摧毁性的叛逆；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变数；
但所谓的战略分析家，如果只是把这些看成独立的“变数”来对待，则根本
的就是一个无知的呆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的回流返潮，每每并不
是独立的怪异的历史现象，而是昭示着另一股更为根本的力量的存在，那就
是“潜流”的作用来。
我们这个时代，则正处于一个历史大变局中。所谓的大变局，就是这两
股平行的潮流，正发生交互地位上的巨大变异。其结果，是直观的冲突和斗
争正渐渐潜伏于下，而文化、经济上的无形的斗争，正浮现出来成为斗争的
主要形式。虽然譬如南斯拉夫这样的有形的肌体式侵略斗争的形式会偶尔发
生，但已经不是主流；原来潜伏的形式现在正越来越浮现到表面来，并渐渐
地替代原来的有形斗争形式而成为国家之间争斗的主要对抗形式。而与此同
步地，所谓的“敌人”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十分关键的在
于：变化的“敌人”的形式，但敌人，依然是客观存在的。
“敌人”所以存在，是因为现在根本还不是一个无差别的社会。相反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别、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比历史以来
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巨大。这，就为“敌人”，甚至是更加尖锐的敌人
，提供了十分充足的滋生土壤。
而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主宰这个世界的秩序的，依然是钦慕强权的世界
，是为追求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的世界，是拥有强权就等同于拥有真理的世界
，因此根本的是一个不合理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不合理性，在这次科索沃危
机中，终于撕毁了五十年来的层层美丽的伪装，如猛虎野兽，呼啸着破笼而
出；其结果是，所有那些钦慕并无时无刻不渴望加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列
强所建立之所谓“国际体系”之中的善良但实在显得幼嫩无知的“战略家”
先生们，以当头棒喝。
此次危机，可以说正是这个秩序第一次面临严重挑战所造成的危机，因
此根本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霸集团试图成为全球霸权并从中汲取最大
利益的图谋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这个危机之后，只有两种前途：一种，
是旧的不合理的体系得到更加坚牢的巩固，这将使得这个世界更加的不合理
，而中国将在这个世界中受损极大，而不是极小；二种，是旧的不合理的体
系可能被根本突破，从而为新的国际体系的诞生提供机会，那个体系，通过
多极的努力，将有可能变得更加的合理，在那样的体系中，中国将获得利益
极大，而不是极小。
相应于这两种前途，这个世界的“全球化”也将相应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多极主动参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体系；二种，是以美国为代表
的西方集团强行推行他们自己制定标准的国际秩序体系。这两种“全球化”
，中国究竟该选择哪一种，我看聪明的“战略家”们，心里不会不知道吧？
原文作者居然连现实都没有看出，却在那里谈什么“不能随意把中国作
为敌人”，可以说有十二分的资格入围于这样的“天真无牙”的“战略家”
的行列了！
－－－
以下又臭又长而没有趣味，搞得我也沾染上了这个毛病，烦了不驳啦。
一气呵成，自己都懒得回头看了。不改不管了。谁要驳，如果不是从根
本上驳，而只是抓我话的漏洞，我也不管了。这是有言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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