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猪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一口气三个为何，我对南美的历史知道得甚少
，只可以对其中两个为何提出自己的一点想法。
首先要说明的是，经济模式决定论好象并不和传统的马论完全一致。规
模，比例这些东西，是我的看法，明确化的过程往往也就是走极端的过程，
因此我并没有把握自己是不是在走极端。欢迎批判，欢迎批判。
好了，谈谈日本。我以为，我们以前强调日本在维新前与我们的同，而
没有注重异，一旦发现自己维新不成，就归于文化，是以有文化救国的旗帜
。这种态度，不能说全无道理，(比如维新能以妥协收场，我以为以前盈子
在私下讨论时说得有道理，日本的文化传统中，确有向内求得妥协，向外形
成统一团体的成份)，我也无意否认文化因素的巨大作用。至于说到本原的
因素，我仍是相当顽固地(^_^)认为是经济模式的作用。好了，我来摆摆自
己的道理。
近年来，有相当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原始工业化过程在十八世纪即
已经开始，在维新前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经济组分，社会架构的底子。维新
的成功，离不开这些基础。具体说来，至少可以有这样一些因素需要考虑。
(一)在维新前，日本经济中的非农业成份已经占相当的比例。以一八四
零年代为例，在长州藩，虽然农业人口占八成，但农业产值却只占五十二个
百分点。
(参“日本经济史(2)：近代成长的胎动”，三联九七版，以下资料基本
出自本书)。其非农业产值中，有相当部分是所谓“农间余业”，即由农户
业余完成，但与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不同的是，其中相当的比例不是用于自
给，而是用于交换。(与中国的小地域的集市交换不同，日本的农村经济表
现出强烈得多的地区交换的特征)由于日本的自然条件所限，其“农间余业
”表现出高度的地区分工特征。即便在农业生产上也是如此，比如加贺藩的
农产中，仅新川木棉一项就占主要物产的半数。这些特征，均为中国农村在
整体上所不具备，维新能及于农村，得到底层的支持，离不开这些特征。相
反，中国的维新则基本上是一项高层运动，对底层百姓带不来什么实惠，甚
至是带来损失，这不能不说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比较农民对维新的态度与
农民对土改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这点。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革命的
根本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而日本维新所重新分配的利益，却首要的不是土
地所有权，而是商权及商业利益分配问题。
(二)日本的经济结构，客观上限制了地主阶级的规模(在土地以外的收
入相对容易获得的情况下，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机会也较大，密集的人口
使得在农业之外的其它产业，并无需羊吃人来获得产业大军)，在维新前，
虽然人均土地面积相当有限，令人吃惊的是，统计数字表明，日本农村却几
乎不存在无土阶层，土地兼并的有限余地与商业利润的几乎是无限的空间，
客观上促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富农阶层”，促成了投资。在维新前的不到
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中央政府竟需为财政平衡进行至少四次货币改革。
这在中国历史上好象从未有过。从货币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出商业利益的
重要性与复杂性。
(三)日本的地区经济分工，也促成了地方对中央的分权与要权，客观上
为商业规则下的权益划分开辟了道路。在维新前的七十年，日本整体地显示
出大城市人口下降，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趋势，其背后是地区经济的发展。
合藩的“振兴国产”运动，不仅促成了当地优势项目的产业化，促进了所谓
对“藩外”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贸易“出口”。改变了地方与中央的力量对比
，也为维新培养了高层和中层的支持者。葛剑雄先生也提到，分裂在历史上
曾不止一次带来利益的地区化，客观上促成了商业的发展与规范化，削弱了
集权。
至于说到大食，我想我们不能因为大食商人到了中国就以为其商业在社
会经济中具有如何重要的意义。至少在唐代(大食最强盛时期)，其主要利益
不来自于商业，而来自农牧，这从其可以发重兵吞并车骑施可以看出，此后
，其主要的扩张方向，也仍然是向东与唐争夺西域的利益(参“西域文化史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本质上是争夺土地与劳动力，而非向南向印度洋
扩张。此后伊斯兰教的兴起，也没有离开解决游牧部族利益冲突的大背景。
至于南美的一段，我已经说过，不太清楚。也许这一例子真的可以动摇
我现在的固执，甚至使我完全赞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的看法，
亦未可知。
固执总是可疑的^_^
煎饼在城头，我在城下，不过旌旗招展的背后，其实空虚的很，没有兵
也没有将，真是老猪所谓“空对空”了：)，不如收起这些个劳什子，老实
讨口酒喝。
煎饼兄可别光顾一个人弹琴喝得快活，也给我留点。
陈的“义正辞言”，好象一时间也驳不倒。好比他说“福山您别逗了”
，我说“老陈您别逗了，干吗非对抗不可？”他不服，只道“那您给个说法
。不对抗要洒家怎的？”，我是左边看看，右边瞧瞧，咕咕哝哝“反正我不
信，哎，对了，知道你这洒家也是酒肉和尚，喝一杯去？”
目前看来，也只好喝一杯了。
我喜欢喝洋酒，从这方面来说，真是西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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