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答应过要贴点史料，不过越读史料越多，从起源经过到结果，一时
是很难全面理顺的。今天先提一下几个要点和多数史家的评价，顺便稍微答
一下几位朋友的反诘，身体不是太好，不能详细答250点那么多^_^，还请包
涵。
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国内的一般说法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
运动”，我以为至少是不准确的(其实这说法在国内也一直面临挑战，如今
可以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讨论乃至论战，也算是难得的一个进步吧)，我本人
比较认同“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评价，抄录如下：
“义和团运动是由反动的满洲朝廷，保守得官员和绅士以及愚昧迷信的
百姓的联合力量发展起来的。它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和怒火的非理性
的爆发，本身具有爱国主义的因素。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
认为它是一次原始形式的，爱国的农民起义，它具有正确的动机，但采取的
方法是错误的。”
我以为这个评价比较中肯一点，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二，关于1897-1898的中国形势。1897年11月，德国强租胶州弯，并获
得在山东境内修铁路的特权；一个月后，俄国占领旅顺，大连，此后，一发
不可收拾，英国租威海卫，新界，并取得清政府不把长江流域让与别人的承
诺，日本取得清对福建同样的承诺(而台湾几年前就已经割让)，法国租借广
州湾，美国正和西班牙打得热闹，因而只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唯一被拒绝的
是意大利，而老佛爷之重新想战，与“意大利也来割地”的刺激有关。如果
再算上稍前(九六至九七)的割辽东，赎辽东，再失辽东，可谓没有大战却灾
难深重的两年。
三，关于“自然态”的说法，是指我以为义和团运动的水平真实体现了
当时中国农民的觉悟与组织水准，因而有要么没有，要有便注定脱不出义和
团运动的路数的判断，要论证这一点，要分析当时中国北方农村的社会构成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以及与帝国主义倾销策略的矛盾的逐步深化等等，周
锡瑞先生(Joseph W. Esherick)以整一本书(The Origin of the Boxer Uprising,
有中文本，名为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九五年版)的篇幅论证之
，做一个简短总结不是容易的事情，希望以后可以有时间做。请包涵。至于
说到农民之“甚至”落后于反动官僚，实在不足为怪。若因此而成方面角色
，则中国农民鲜有能承担正面角色的时候。而中国“精英阶层”之无力及中
国农民之举足轻重，都不能容许我们做这种简单的否定与嘲讽。中国农民第
一次不是为均田而战的事实，似乎很难与耻辱柱联系在一起。
四，关于对“洋务运动”的幻想问题，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可以说
已经把这幻想破灭，因而以为“对洋务的幻想”进步于“对民气的幻想”的
说法，我个人以为也可怀疑。
五，关于清的态度，割地浪潮和义和团扶清的基本宗旨(虽然在众多团
体中，有复明的部分，应该说不反清的是主流)，其实已经把清推到了一个
尴尬的处境上，如老佛爷所说“中国积弱已久，所足恃者，唯民心而。”，
日暮朝廷的窘态，可说一语道破。清可以说是二难选择取其一，比之无义和
团基础的东南的“自保”选择，北方中央政府的选择要艰难得多，反对，哪
怕只是口头的反对，都会把义和团运动的参加者推到被教民和外国军队(尤
其是教民)报复性屠杀的境地，等于是向义和团宣战，则朝廷要冒失去北方
农村民心，甚至面对一场农民起义的风险，离开这一背景，把双方的合作全
部归于朝廷黑幕的说法，似乎难以让人信服。从这个角度论“自发”，其实
不无道理，只是无需把“自发论”推到极端就是了。历史情况错综复杂，鲜
有简单的极端情况。比如1898的黄河决口和1900的华北大旱，都对清中央政
府形成巨大压力，形成了无数饥饿的平民，加剧了民间的不满情绪，也为乡
绅把这一切推到帝国主义的开矿，掘墓破坏龙脉的宣传打开了方便之门。等
等等等。中央黑幕鲜有能左右历史的时候，比如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能全归
于权力斗争，比如今天怎么样的黑幕也不足以回复毛的时代等等等等。
六，关于义和团的杀伤数字，大致是外国人231名，中国教民数字不详
，有几千至几万多种说法。按现代法学的标准，其中绝大多数并不该死，然
而却无法要求于当时已经与教民经历数次反复报复，反报复的拳民。
七，关于义和团的影响，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试列举如下：
在民心上，它一方面开中国农民恐外，媚外的大门，一方面也使得清失
去了最广泛的民间支持，孙中山正是在此后，加速性地由叛乱者的形象变为
为多数人接受的爱国革命家的形象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七月三日，美国发表第二份“门户开放”照会，与
第一次不同，此次得到广泛响应，十月十六日，英德签订协议，约定不得攫
取中国领土，并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过去宣传
的帝国主义被人民运动吓破胆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比如美国人确有亡中国是
不可能的评语--但不是帝国主义放弃领土要求的全部原因，帝国主义进京导
致的局面复杂化和利益冲突激化的可能，是另一原因，这一“功劳”，也不
必全部记到义和团帐上。也应该承认，在瓜分浪潮终止的同时，中国的国际
地位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即刻被瓜分的风险过去了，至于说到中国的
国际地位，还要到半个世纪后，由无数中国抗日军民的鲜血去赢得。如果要
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我以为抗日才是当然首选。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想起
举义和团为旗帜。
如果说勇敢与牺牲，抗日军民确实表现了十倍的勇敢，百倍的牺牲。
八，关于民族主义。大陆史家倾向与把中国民族主义起源上溯至鸦片战
争的多些，西方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起源于甲午战争。但双方都接
受民族主义的基本成熟，要到五四运动期间。因此将义和团列为转产士的行
列，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应该看到，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的民族
主义还相当不成熟，掺杂了许多其它的成份，抵抗的行为，还离不开迷信的
支持，但也应该看到，义和团运动，在一方面使得部分人因其轻易的失败而
灰心丧气的同时，也使得更多的人因耳闻目睹农民离开田地，为“国家”而
战的行为，强化了国家的观念，对民族的信心，也更好地认识了中国农民的
不足与潜在的能量。
这也可以算是双刃剑，一面是“洋人不可战胜”，一面是“中国不会亡
”。站在这个角度上，对东南自保的清醒程度，似乎也应该有个两分的看法
。洋务之必然失败的原因，其实也包含在这份清醒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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