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前，我还是大学本科生，应该属于典型的好学生一类吧，我猜。
不过有时冲动起来，也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用家乡话讲，是二得很。我基本
上是班里最迟参加游行的，却是第一批到北京的，因为我第一次游行，就再
没有回来，兜里，记得有几角钱。
看到大家都谈六四，我想了又想，觉得也该讲讲自己的看法。各人对六
四的看法都不同，我对六四的看法又是什么呢？我得承认，我对六四没有十
分成熟的看法，如果一定要概括，我只能说，六四是我心中一个很痛的谜。
我是五月十八日才第一次参加游行的，四月份怎么了，说老实话，我没
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五四我也去上课了，是大教室里仅有的三名学生之一
。为什么不去游行，似乎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原因，好象和同学辩论过一次
“你们的目标靠多少次游行可以达成”，但不去游行，也并非出于这样明确
的意识，只不过觉得没有什么用处而已。因为平常人缘还好，似乎也没人说
我什么。
五月十八日之所以会去游行，是因为有同学在楼下用大喇叭喊，大意是
绝食的同学绝食了一天，市委(或者省委)却完全不予以理睬，我突然觉得很
光火，觉得绝食了居然也不理睬实在他妈的过分，对舍友说：“走，看看去
”，于是就看看去，到了那里，并没有见到绝食的同学(当然并不是没有绝
食的同学)，倒见到有人举着小黑板，说是北京的同学也在绝食，他们需要
我们的支持，我回头看了眼舍友，舍友看了眼我，问“去不去”，我说“走
”(是我说的，这责任也就该由我负)，于是，走了，坐在行李架上，奔向北
京。
在车上，听到的戒严令，不过除了几个同学骂了两声，大家似乎没有太
大的反应，大概那时很少有人明白戒严令是什么玩意。车厢里可怕的热，男
生大多光着膀子，照样胡扯一通。
到此时为止，八九年的春夏之交，在我，还是没什么了不起的特别。
五月十九日到北京，知道次日早晨戒严令将开始生效，但也没有什么特
别，领队的交代了一下明早戒严令生效以前要回到广场，后来就不大照面了
。我们就四处乱转，看看标语口号，是五花八门，有要打倒李鹏的，也有要
打倒赵紫阳的，记忆里，似乎后者多些，或者不相上下。基本的口号是反贪
污，这很明确。在此看见了第一个绝食的同学，在演讲，人很虚弱，很惨，
我凑过去听，是在讲他们的乡长如何欺负他叔叔，我有点吃惊，觉得似乎有
告御状的味道，好象和大家的大目标不很搭界，但想想人已经饿成这样，想
必在乡间要和乡长斗是难而又难了，才出此下策。看了看他惨白的脸，听了
一会，我走了。
这天，广场上据说有二十万人。我估计差不太多。
午饭没有着落，晚饭也没有着落，虽然不远就是清华的大本营，北京市
民的东西在那里堆成了小山，但很少有人管分发，后来我发现，但凡这种类
似生活委员的拉杂活，基本上都比较少人管，也就饿着肚子慢慢习惯了，在
广场四天，我记得自己吃过一个镘头，一只蜂王浆，其它的就是葡萄糖水和
生理盐水(主要是葡萄糖水，生理盐水空肚子喝会心慌的)，也过来了，不过
这会儿是第一天，还不习惯。天安门广场的晚上很冷，肚子里没食的我们遂
决定去火车站过夜。
火车站当然也冷，尤其是你睡在地上的时候，不过比起广场，相信要好
得多，因为毕竟没风，早六点匆匆往回赶，因为反正冷得睡不着，还有就是
戒严令也快生效了。
回到广场，就觉得气氛不对，模糊地听到有人在说赵紫阳的好话，看看
早饭依然没着落，四处去转转，不禁吃了一惊，所有反对赵紫阳的标语大字
报几乎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保赵的口号，似乎“保赵”已经成为我
们的首要任务。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瑟瑟发抖地看着全新标语发呆的样子。
后来听说赵紫阳昨夜来过，我问我们的头：我们是不是开始以保赵为中
心了，他笑笑，说是自己也不知道。其实，好象也没什么不知道的，到处都
是为赵打不平的声音。
赵走后几个小时，保赵已经成为广场上最强劲的声音。
二十万人的声音，就这样变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怎么都适应不过来，总
觉得一切来得太快，太容易，太整齐。
但这一天，我吃到了在广场上的第一个镘头。
还有就是，这一天，我们接待了数十拨来请“贵校领导人”去开会的，
有高自联，有清华，北大，也有其它的，我接待的，有安徽师范学院(似乎
是这里，安徽是没错的)一个很年轻的同学，说是请你们领导去开会，我问
干什么，说是我们对高自联的纲领有看法，有必要组织起来等等。我只好谦
虚地说我们的“领导”不在，过后一定转答，这一天，我接待了四拨，因为
我大多数时间在四处走动，和随便什么人聊天。傍晚时见到“头”，他说是
接待了几十拨，并愤愤地说“都他妈想当头，这他妈才哪到哪？”我劝他不
要那么悲观，自己其实有点。
戒严的第一夜是非常紧张的，这点可能那天在广场的人都还记得，结果
是什么都没发生，因为广场外有数十万计的市民在彻夜地阻拦军车，军车撤
出去了，很克制的样子。这一夜，我没合一下眼，因为自己坐在最外围，属
于要“负责”的那部份，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冷(我只有一件TSHIRT)。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喝到了第一管蜂王浆，是位老大娘赶了很久的车专
门送来的，给我们在外面的一人一管，一直心疼地说“看把孩子们冻的”，
我永远记得大娘的一头白发和那一脸疼儿子似的心疼，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否
还健在。
这天照例有“接待”，下午我遇到了另一盆冷水，是个中学的老师，坐
在我身边问我：你们打算支持多久？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他说，
你们这样没有个计划地坚持下去不行啊。你看，广场上二十万人差不多全靠
市民送吃的维持，一天要吃喝多少，卫生其实还是政府在管，就这，广场已
经成了垃圾场了，市民白天要上班，早晨中午给你们送吃的，晚上拦军车，
能坚持多久，政府要是存心不管，夏天就要到了，别的不说，就这每天的垃
圾就够把你们毁了的。我没说话，因为不知道说什么。他又接着发牢骚，说
是送来的东西，在几所北京院校堆到烂了扔掉，让人看着可惜，说让回收一
下塑料瓶，也没人管，搞得他家里已经几乎没有可以用来送水的瓶子了，等
等。
临走，他说，学生可以一拨拨换，军队也可以一拨拨换，唯独拦军车的
北京人没什么可换的，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情。
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不想还是每天都来，抱着越来越古怪的瓶
子来送水。
这一天晚上，我发现广场有两个声音，一个是纪念碑那里的广播站，一
个是绝食团的车队，两个声音，并不完全一致。究竟是怎么不一致，我已经
记不得了，因为当时头的交代是一切以纪念碑下的声音为准。有心的同学，
也许可以为我补充或纠正错误。
只记得每夜都很紧张。白天则相当热闹，什么人都有，不过“我们敬爱
的赵紫阳同志”的说法逐渐成为自然。
我大概是少数还多少觉得有些别扭的人之一。
到二十三号，似乎有些缓和，有人说军队在何学生打牌，我的朋友告诉
我的，说是他亲眼所见。也就在这天，我开始腹泄，看看广场的环境，我觉
得自己在这种吃喝混在一起的大团体里更象个传染源，正好第二批同学(或
者是第三批？)到了，我决定离开广场。
照例是坐行李架，下午五点钟左右的样子，我离开北京，出来不远，就
看见对面而来的军用列车，车厢内群情激动而愤怒：看看他们要怎样对付学
生了！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等我冲动地挤到窗口，却开始越来越吃惊。
和我们对面行使的军列，一列接着一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车上，有步
兵车厢，有坦克，甚至有防空部队。在帆布下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从火
车出站到天黑，和我们对开的军列就没有断过，作为“半军人”(父母做过
军人)的后代，我觉得自己的汗毛在慢慢竖立起来，这样强大的队伍和火力
配置是用来对付学生的？对付二十万学生需要多少兵力？难道要用高射炮，
地空导弹打学生？北京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回到行李架，在左右熟睡的同学中，呆呆地坐了很久。
回来后，似乎一切正常，五月二十三(或者二十四？我其实已经记忆不
准自己究竟是哪一天离开的了)的忧虑似乎在淡化，到五月底，我对舍友说
，准备上课吧，这次运动不会有什么结果了。
后来，就听说开枪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是心里一片空白，离京那一夜的
回忆又冷冷地爬了上来。我那些可爱和不那么可爱的同学，他们怎么样了呢(
后来他们似乎都没事情，算是幸运吧)。
十年过去了，十年前的问号似乎还没有到要解开的一天，然而十年前的
事情却无疑地改变了很多人，很多事，或者，是改变了历史，改变了整个国
家。十年来，每到这一天，我都会心痛地想起这些问号，想起那些同学，那
些市民，那些平淡但即使在回忆中都难以理解的日子。
愿死者安息，愿未来告诉历史，愿天下所有的神保佑中国，保佑中国人
民。
林迷糊
6/03/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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