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权力斗争一节，我只想指出君臣斗争与毛刘斗争的区别。
前者维护的是一个公认的体系，双方在一个公理体系下说话，后者，则
有着理念上很大的不同。你强调的是同，就是双方都争夺解释权。我想我们
说的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着重点不同，因此其实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争论。
关于文革一节，恐怕我们还是不能一致。
一，关于文革前官僚集团对接近他们的知识分子还有一定尊重的说法，
是可以怀疑的。一九五七年，在毛提出百花齐放后，几个月内，几乎没有回
声。需要毛又是发表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个著名讲话)，又
是发表旧体诗词，到五月，才真正有了积极回想，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戒备心
理之重，本身已经说明“尊重”说恐怕是一个误会。而这一局面的形成，至
少可以上溯到五五年反胡风。知识分子被视为亲密夥伴的历史，最迟在五五
年就已经结束了，到六六年，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上什么都不是了。
二，要理解文革，恐怕要从一九五七年看起，毛搞的是阳谋也好，是真
心邀请知识分子来反对官僚主义也好，在这年六月之后，毛都已经把本年五
到六月间的种种“变化”(“事情正在起变化”的著名论断)视做右派的反击
，与其说文革继承的是五七年初反对官僚主义的延续，不如说更大的着重点
在于反右。自庐山会议后，这个调子时高时低，但始终是主旋律，对文革来
说，就更是主旋律。如果把文革理解为反官僚为主流的运动，恐怕不是历史
的真实。
三，“接近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二分法，本身就隐藏了一
个命题，即知识分子的关心所在缺乏下层的基础，是脱离群众的，这个隐含
命题本身，正是文革的剩余影响的证明。
世纪上，看看五七年五至六月间的种种事情，这种说法是很可以怀疑的
。在这一年中，触动毛的事情至少有这么几件：对凯恩斯和罗素的再度重视
（几所大学重新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对苏联文学的批判（文学向来是人生
与社会的镜子），对胡风案件的德雷福斯案联想（从而不难导致对整个法律
体系的质疑），以及著名的林希翎的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鼓吹
。如果说这些动向全部与中国的实践与民生脱节，等于说中国的民主法制建
设，思想建设在那时根本没有变革的必要，等于说变革的要求完全没有群众
基础，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假设在此基础上(这不过是两个月的基础)，经
历二十二年，到一九七九年，进一步的工作仍不能使得中国达到真理标准大
讨论时的民主与法制，思想与文化建设的水平，实在是太大胆的假说。在此
基础上对文革“积极意义”的探讨，也因而大胆得可以。
四，关于文革给了小民一个据理力争的机会。我前面已经说过，文革的
基调是反右，因此，它只容许一种话语：反右的话语。因此，任何的反抗，
都离不开这个话语。对于小民来说，与其说是获得了武器，不如说是“获得
”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枪口，任何行为，都可以被其瞄准。阁下可以问一下自
己的父母一代，其时到底是获得了言说的勇气，还是人人自危。
五，即便文革具有反对官僚主义的初衷，但是，朱元璋的血腥实践已经
证明了，在没有体制建设的情况下，即使有大诰这样的权威文献，而且经历
了全民的大学习，小民还是最终无法抗拒权力的存在，小民的声音，还是可
以轻易淹没。非体制的操作，可以眷顾一二个幸运者(在后面还会讲到)，对
全民意义上的民权来讲，只可能使得弱势阶层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可
以被随意践踏。有人说文革非正常死亡四百万，不管数字是否精确，即使对
折，以二百万死亡谈民权，实在有冷血精英的嫌疑。
六，文革中所谓可以据理力争者只是少数。一个著名的力争的例子是蒯
大富，蒯是在几乎被逼到绝路(逼他的人使用的同样是革命的话语)时，才不
得不拼死一搏(不是什么据理，而是真正的拼死)，他幸运地碰到伟大领袖正
需要一个典型的时刻，并因此得以保全，此外呢？这种好运不属于无数基层
草民，不属于半夜游行庆祝最高指示发表，不属于从高楼坠落的身体，不属
于生儿育女以逃避“运动”的根正苗红的幸运儿(否则，连生儿育女也不用
想)，当然更不属于如张志新这样的据理力争者。原因很简单，因为“正义
”的解说权根本是被垄断的，垄断到可以随意修改的地步。谁可以和“正义
”据理力争？
如果说文革以其巨大的灾难使人清醒，并因而具有“积极意义”的话，
请注意对“积极”的诠释的分寸。因为，稍有不慎，就可以导出“因为奥斯
维辛，以色列得以早日立国，所以集中营对犹太人有积极意义。”，这种对
灾难的超“冷静”解说，正是历史学者应该戒惧的：它随时可以为暴力，为
霸权张目。
承认十年只是一场浩劫，也许很难过感情的一关。但是，如果细点历史
的来路去脉，我希望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否定是正确而值得的。走路时寄予
过多少热情，焕发过多少活力(和兽性)，‘都不能作为路走得正确与否的判
据。
德国人如果开始对一九三九年的HITLER寄予“了解与同情”，纳粹主义
就有非常大的机会复活，对文革的温情，同样是对二次文革的温床。戒惧恐
惧，乃有平安。
请您仔细考虑。
附：讷讷：“讨论有助于消除歧义”
毛刘之争和明朝君臣之争，内容不同。在暗中较劲这点上类似。皇帝希
望保持一点超越礼教的特权，文官不许。
文革前，官僚系统对接近他们圈子的知识分子还有点尊重。对异端和生
活在下层的草民，则极为压抑。他们被要求以近于奴性的方式服从上级。政
策文件，是不对民众公开的。官僚对民众进行黑箱操作。
文革开始后，跟民众有关的文件才公开，民众可以根据文件来跟官僚据
理力争，保护自己的权利。
从黑箱，到文件，到法律，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轨迹。其中中间一步，是
在文革中完成的。
刘邓在反右中，是力主镇压的。毛周则稍为开明。当然，文革后，邓反
过来变得开明了。可能跟他在文革中的反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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