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谓“到一九一五年，以英美为师成绩斐然”不知从何而来？新文化运
动可以说有相当的成就，但说为师者，似乎为“西学”，所理想者，为“启
蒙”，与在社会建构和民主理想方面的以英美为师，是否还不是一回事情？
如果我们不曾阔过，讨论我们为什么会“变”穷，就是伪问题。以英美为师
和以俄为师的分界，确实是在五四以后，但分界出现时，双方其实在一点上
是相同的，就是都已经不能满足于文化启蒙，而走向建党与政治行动。如果
说文化启蒙的中断，应该是双方共同的选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为什么没有启蒙的空间？另外，一个小问题是将鲁迅与陈独秀划入一列
是否合理？当胡适奔走于政府之间的时候，坚持启蒙的，不是正是鲁迅吗？
当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的时候，坚持大众文学的，是胡适，还是鲁迅？
二，所谓苏俄终止前政府与各国的条约是一种欺骗云云，是否忽视了列
宁与斯大林在大国沙文主义上的尖锐对立，是否忽略了俄国长期以来固有的
沙文主义传统，简单归之于欺骗，是否有先生自己所反对的简单道德批判的
嫌疑？而文化固有的黑暗一面可以在不同政治环境下坚定生存这一点，是否
正是如中俄这样有长期历史与文化积淀的国家的固有难题？文革是出于只有
百年历史的民族主义的“伪化”，还是有更深远的回声？至于说到民粹，文
革对传统的否定之烈远甚于自由主义者数倍。
三，义和团与抗日相较，后者更持久，更惨烈，更义无反顾，如果说前
者加重了民族灾难(这点其实很有争议)，后者呢？何以前者伪而后者并不？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而言，两者的区别何在？亦或两者的区别在于组织，硬件
支持，与国际环境，而非民族主义的真与伪？
四，所谓对社会转型的隔膜，到底是属于士的，还是属于农的？士融入
工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并不太困难，而农的道路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至今，还鲜有农业大国可以不经历农业的巨大痛苦而走向工商社会的，而作
为没有外来殖民地资源注入的后发农业大国，就更是缺乏成功例子。士与农
的结盟，到底是环境的必然，还是一场无意的误会？
五，如果自由主义不能为农找出可行的出路，则被压迫于社会最底层(
现在压迫这词犯忌，但压迫是否是历史的真实？)的人，其出路，除了革命
，可有其它？事后对其血腥与非理性的指责，是否有任何实在的意义？一句
话，受压迫者有没有权利革命？革命就是民族主义？则历次农民战争又当何
解？
六，一个国家，一个主义，所反对的，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更
明确地问题是：自由主义从登陆中国的那一天起，可曾哪怕是曾经地成为中
央政府的主要敌人？在内政上，胡适们是否曾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
在外交上，不说中国，即便在美国，自由主义是否曾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越战，比如，是自由主义的压力迫使其结束，还是现实的压力的作用？就是
在美国已经明确越南的无希望而准备撤出时，为了“面子”，还可以组织自
南向北的大轰炸，以至及于北部的港口和那里的苏联运输船(而由于美国外
交上的努力，这次没有“面子”以外任何意义的轰炸，得到中俄的容忍)，
自由主义者的声音在哪里？
越南难民的脚，究竟是用来躲避无任何道义原则的轰炸，还是用来为自
由主义投票？如果说是后者，在美国留下了自己确信可以使得南越支持至少
三年的武器后，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南越连一年也没能平安渡过，这一次，是
谁投的票？在根据地美国不过如此，在中国，自由主义能够曾经拥有什么样
的好机会？如果自由主义始终只占据舞台很小的一角，重大的问题是为什么
不能走到舞台中央，还是为什么被从舞台中央驱逐？说某某打击的正是自由
主义的下半身，是否首先应该回答自由主义在中国是否获得了或者获得过下
半身？或者，目前的命题正是要去获得，而不是怀念，不曾获得过的下半身
？
七，不知道该怎样区分真或者伪的民族主义？最好还是不要谈目的，因
为目的是最难测量的东西，毛的文革，目的是打击异己还是绝对真诚，文革
都不会因之有重大改变。同样的，理性和激进，或者极端的界限又该任何划
定。没有标准，就只好永远事后追认，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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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回复，不过主要的问题似乎没有被触及(或者是我自己没有说清自己问
题背后的论点吧)，先不谈这个，暂时就事论事好了。论完事后，我愿意说
明一下我为什么会提出那些问题。
问题一，您没有回答，暂时略过。
问题二，我没有说列宁代表俄国，只是，近来已经有文件及其研究结果
表明，列宁当年是有诚意的，关于这方面的结果，中文资料可以见郑异凡先
生的若干文章，我手头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没有办法更具体而详细。其实，
这个问题和我最关心的中心论点有点脱节，我提出它来，只是顺便说明，即
使权威如列宁，也还是不能把从历史深处渗出的毒液一下清理干净。我们不
管多么憎恶沙文主义，都还应该还历史的真实。
不过这个是细节，我个人愿意就此放过不谈。
问题三，我看不出义和团和抗日的区别怎么能够套入您关于真伪民族主
义的定义中去，二者有眼界上的区别，有知识武装上的区别，有组织和国际
环境上的区别，但都没有否定大多数人的利益。顺便问一下，谁来决定一个
运动或者一场革命是还是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以为这正是你的定义
不可用的原因。关于文革，正有人说它是多数人的暴政，换言之，其出发点
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结果是另外一回事。而如果以结
果来区分真伪，从定义角度自然安全，从实用角度则只可以追认。似乎阁下
可以再考虑一下自己的定义？
问题四，您没有回答，先放过。
问题五，谢谢您明确的回答：联邦制。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条
道路在历史上从没有哪怕暂时地看起来很可能。说自由主义没有下半身，就
包含这个意思。问题的核心还是：受压迫者有没有革命的权利？如果有，则
道路的选择恐怕要基于更现实的考虑。自由主义者指出了目标，但缺乏走向
目标的手段，我说该主义从来不是中央政府的主要敌人，一个重要原因也就
在于此。
问题六，我想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提到越南。提到越南的最早不是我，
是老猪，说是自由主义者为越战结束出了多少力，说是越南难民用脚如何投
了票，我对此很怀疑，故而有一问，并没有特意要谴责美国的意思：)。为
什么要特意较真这个问题，也不是为了好玩，后面谈我的论点的时候会谈到
。
问题七，接受不接受你的定义，对我来说其实没太大所谓，我无意为民
粹主义张目，我的中心在于：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真的是自由主义的主
要敌人吗？中国是否存在您所说的民粹主义的主流，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
，按照您的民粹主义对迷信的观点的叙述，看看数十年前的科学与人生的讨
论和最近的法轮事件，似乎中国的科学主义的市场要远大于民粹主义？倘若
如此，这么一个破玩意怎么成为自由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的？
好了，最后谈一下我为什么会质疑自己一贯尊敬的朱先生的文章吧。我
以为，在朱先生的文章里，勾画了这样一幅景象：在本世纪初，自由主义成
绩斐然，前途一片看好，只是由于巴黎和会的刺激，民族主义的激进，大家
失去了耐性，从此走上以俄为师的错误道路(而且还被人骗了)，今天，当自
由主义再一次有了翻身的机会的时候，民族主义的阴影又丑恶地遮掩上来。
我以为，朱先生有几点误会：
首先，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重要的地位，充其量，掀起的不
过是茶杯里的风暴。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大致可以罗列如下：
一，自由主义本身只是一种思想，理论必须掌握群众，才能谈得上力量
。自由主义的群众在哪里？应该在中产阶级中间，这个阶级在本世纪初的中
国基本缺席，这是自由主义不被理解，没有下半身的基本原因。二，自由主
义的改良意图在本世纪初的中国，不是如朱先生所言太靠近农民，抵抗工商
社会，而是太脱离农民，无视农民革命的要求，所以，其失败于土地革命，
只是早晚之间。没有道路可及的联邦制，根本不能和扎实的分田地相抗衡，
这其实是历史的必然。
三，由于其上的原因，自由主义在中国，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扮演与政
府合作，甚至充当其幕僚的角色，其最大的敌人，是集权，官僚，买办，但
反过来，它却从来没有获得过成为对方最大敌人的资格。回忆的温情代替不
了这种尴尬的事实。回顾历史是为了未来，自由主义获得过重要地位和没有
获得过重要地位，对未来的启发是不同的。这是我要提那么些问题的核心所
在。
其次，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缺陷，但自由主义对于自身的反思还不多见
，恰恰相反，在各种历史的叙说中，自由主义的“正义”功效在被有意无意
的扩大，我们不难看见诸如“成绩斐然”，“阻止了越战”这样温情，但是
却有夸张与抢功之嫌的说法。我提越南的例子，着眼点不在于战争正义性的
讨论，而在于把凯撒的归于凯撒。
第三，民族主义在中国是样相当年轻的东西(民粹主义另谈，因为连定
义也还有争议)，说其幼稚则可，说其如何树大根深的丑恶，恐怕要更多的
论证，而不论是北大学生的丢人，还是砸使馆的冲动(我们假设自由主义的
国度不会因为自己死了忠勇士兵而要把对方炸回石器时代好了)，都很难成
为自由主义的述说的敌人。自由主义并不姓“美”，虽然一般认为在美它最
强大。把自由主义和美国任何有意无意的联系，都需要小心，因为都可能为
自己虚拟一个支持者，为思想虚拟一个解释者，从而损害自由主义的基本的
自由独立的内核。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9/2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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