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人文学者经常被划为两类：问题人生类和学术人生类。类比这
种划分法，世界上的小说家大概可以划分为四类：问题派，学术派，职业派
，游戏派。
问题派就是“赋予小说很多它不该有，不能有，也不应该承担的社会使
命”的这一派。比如中国的鲁迅，俄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等等。学术派
是尽力追求发掘语言的一派，沃尔夫什么的大概可以算这一派。职业派是为
收入而写的，如西德尼谢尔顿什么的。游戏派是把小说作为娱乐的，真正这
样的小说家其实很少，现在的“无贵族”时代大概就更少。沙门鼓吹的大约
算是这一派？
其实这种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比如“尤利西斯”在语言上是进行了
有意的探索的，但其严肃的背景则是殖民与独立的斗争，许多隐语，难懂的
片段，都离不开这个背景。换言之，被沙门推崇的这部作品，恰恰有意地，
不怕费力气地承担了一个民族反抗历史与心态的记录者，实在“道德”得可
以。再比如，沙门也可能在游戏派之余，不自觉地向学术派看着齐。不过这
些都不管，且这么划分好了。
既然有四派小说家，就意味着有四派读者。鼓吹一类固然没有什么不可
以，但打死其它三类，作者答应，读者也未必答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沙
门的鼓吹只不过算一家之言而已，而且有为狂而狂，剑走偏锋的嫌疑。剑走
偏锋在什么时候是积极的呢？就是需要过正以矫枉的时候。那么，下一个问
题是，第一类小说家是不是走错了路？
综合AGI和沙门的说法，这类小说家犯了以下错误：
一，道德责任约束了语言的发挥和应用。这个未必。如我所说，“尤利
西斯”就是一个反例。更广泛地说，画鬼的狂欢是容易的，画人却很难，我
很怀疑许多尝试着无穷变化的语言的写家们，是否真的能描画出路边的两个
老农，模拟出他们的对话。“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要求，至今还是一个
没能很好应付的挑战，语言在这里碰到的是硬核桃，远比许多现代派的问题
更硬。
一点题外话，毕加索的传统功夫一流，鲁迅的旧学底子深厚，因而在反
叛之后，他们都是大师。而更多的勇敢的出走，却总让人想起那首歌：“那
一年，我十七岁”十七岁有令人欣赏的东西，但对十七岁的自我欣赏却是很
难令人欣赏的。
二，道德责任下的写手们自己道德也未必怎么样，因而令人生厌。应该
承认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这里有一个度，没有哪个人的道德是完美的，这
一点和没有人会生鸡蛋一样确实，但是人们仍然有权关注道德，谈论道德，
并为之写点什么，就象人们有权满怨鸡蛋太小一样。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是
一回事情，道德关注是另一回事情。人的身体不会绝对“健康”，任何时刻
，体内都会有各种的垃圾，并不断会有垃圾被制造出来，但没有人会因此而
否定保健与锻炼的重要性。道德的作用，也就在于此。
三，问题派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进步，因而也没什么意义。除了上面说
过的如何看待道德之外，也许还有更多的考虑。俄国人说“陀斯妥耶夫斯基
改变了俄罗斯”（原话可见于“日瓦戈医生”），中国人却不会说鲁迅改变
了中国。这是有多种原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俄国有中国没有的深厚的
批判现实的哲学的文化土壤（顺便说一下，说中国建国后的文学传统是批判
现实主义是不对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这里面批判的空间很小），然而鲁
迅还是把种子撒下去了，我们不知道这些种子能或者不能发芽，但似乎都没
有取下撒种人的道理。
四，道德责任限制了写作的空间。其实道德责任本身就开拓了相当广泛
的写作空间。卡夫卡真的是为狂言而写吗？那就不会有他绝望的死。同样的
例子也出现在意识流的沃尔夫身上。真正动人的作品，哪一部不是从心底而
来，比如流亡的托马斯蔓，比如拒绝流亡的帕斯捷尔纳克。不管其文笔多么
不同，其心里对人类的关注则同一。限制了写作空间的是许多其它的东西，
比如，勇气等等，而不是道德关注。
我无意要求每一部作品都充满认真的关注与关怀。如SIEG所说，在相当
多的，它可以是过份沉重的要求，只是，这个平凡的世界，已经很有些年不
再见到类似路遥的影子了。如同我开玩笑时所说的，拒绝崇高已经变得这样
容易乃至有利可图，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让我怀念那些死命呐喊的前贤。
11/1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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