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宗教，说它是源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心理，是有事实依据的。譬如
本世纪最负盛名的伊斯兰学者艾哈迈德·爱敏专门对此作了翻研究，便很深
刻地揭示了在原始群落之下，残酷的生存环境使人命运多舛，因此就会不自
觉地把目光投向广袤的苍穹，苛求那里的所谓造物主，能赐予他们以战胜艰
难的力量和勇气。
以世界上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例。犹太教是源于
西奈沙漠的，基督教是产生于巴勒斯坦沙漠的，而伊斯兰教则是滋生于阿拉
伯沙漠的。沙漠里的生存条件的艰苦，由于对于原始的并无有多少改造自然
之能力的先古群落而言，可想而知。以阿拉伯为例，阿拉伯人眼中所见，不
是烈日当头，就是无涯沙丘，偶尔能见到一两片草地，却也极为不易。这样
的生存环境，就极大地左右了阿拉伯人的心灵形态，并最终给育真主的诞生
以可能。关于阿拉伯人的生活的艰难，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可以了－－也是
艾哈迈德给出的。大家知道骆驼是阿拉伯人的命根子。在一种总共十七册的
阿拉伯语分类词典里，和骆驼相关的就整整占了一册；用来形容苦难的词条
，远比形容快乐的为多。譬如单形容一个“灾祸”，就整整有400个字条。
由此也足可见先古阿拉伯的苦难该有多大，是如我们这样的大河流域的民族
所绝对无法体会的。可以设想当一个人在沙漠中如果总是见不到绿洲，或者
代步的骆驼不幸又死了，这个时候除了把求生的欲念寄希望以茫茫的上苍及
其代言人真主之外，还能希望什么呢？沙漠之中的命运选择每每直接就是死
和生之间的残酷抉择，譬如在沙漠之中行走的两个人，如果只有一匹骆驼，
而这匹骆驼只能载一个人，那就必须在两个人中作一个死和生的排他性选择
。而在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河流域则不然，人们的选择通常只是在差、略
差、好与更好之间的选择而已；甚至人们不过是在悠闲的浪漫诗意中，梦想
着更好的生活而已。两者之间所要面对的心态，当然是不会一样的。因此源
于沙漠的宗教相对的要自私并显出强烈的排他性倾向，如上述所说的伊斯兰
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莫不如此；而相对之下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如古
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华夏文明等，则相形之下要博大而宽容得多，如古希
腊和古中国那样，崇拜的是相对现世而非出世的一神教（如古希腊奥林匹斯
山上的宙斯和古中国的人面蛇身的伏曦氏），及由此展开的多神教和泛神教
，这些都比较注重现世的生活，因为现世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的快乐；再如位
于两河流域的古印度的佛教，相对也是要宽容的许多，虽然也追求来世的生
活而有那么些厌世的倾向，但那更象是有钱人家山珍海味吃多了腻味了的样
子，其排他性是不明显的，和沙漠教具有本质的不同。由此就可看出，古华
夏和古希腊文明中并没有太多“宗教”的成份的。而佛教的对中国的成功入
侵，也是在中华民族最困难也是心灵最蛮荒的时候－－东汉莫及魏晋南北朝
时期，这反过来也可说明宗教对于个人和民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上述分析也再次证实，宗教根本的还是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及希冀。恐
惧除了给人绝望，常常还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当在现实中无法摆脱命运的
作弄，则必然就会把希望寄托于来生，或者把摆脱困境的可能求助于溟溟之
中的命运的主宰。无庸置疑，沙漠宗教由于其固有的排他性，虽然为恶不少
，但确也曾给予一个个陷入困境的个体和民族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力量和战
胜困难的希望，从而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有积极的一面的。
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我们现在也正处于从明中后期开始的心灵蛮荒时
期的后续阶段。近两百年来，民族更总是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上挣扎。这两
种困境相夹击，使得宗教在近代以来在中国显得格外的活跃。整个满清时期
的反抗外族统治的斗争，时常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甚至到了清末革命党
，也不得不借助于宗教的力量；而正如前面所说的，由于中国人的民族心理
里并不具备强烈的宗教创造力，同时中国人更是愿意把希望寄托于现实，因
此先人们并不是着手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宗教，而是宁可去从外在借一个
来。
大约一千五百年前的两晋时期，借来的是佛教，这一回也就是大约一百
五十年前，借来的是基督教。从洪哥到国父孙中山到总裁蒋介石，从心灵上
都皈依了耶酥，不能认为这只是一种巧合。
现在从长白山铁岭一带的山洞里跳出来一个李洪志，立志要牺牲自己，
把自己供到一个高于耶酥佛陀安拉的神龛上当祭品，则如果融入到上面的解
释的框架里或许就不难理解。从历史来看，中国或许真的需要一个真正属于
自己的宗教，以纠正那种不断地从人家那里盗版的恶习。但我想即便是真的
要来开创一个新的能引导中国人的心灵和灵魂走向自由的宗教，这样艰巨的
任务，似乎实在不太可能也实在不应该由一个只会跳大神的人来完成－－那
样子的中国特色，实在只有让我们大家都要为我们民族的缺乏想象力和创造
力，而感到羞愧难当。
05/03/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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