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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殉葬制度乃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定时期的普遍现象。最早在原始社会
，即有以死者生前所使用之工具、日用品等随其殉葬的习惯。私有制出现后
，奴隶成为奴隶主之私有品，因此以人殉葬的现象开始出现。殉葬者中既包
括奴隶，亦包括妻妾和家臣等；又因妇女社会地位底下，以女子殉葬的现象
尤为多见。在我国，商代墓群的考古发现及殷墟卜辞记录中亦都证明了这一
点。“殉人习俗看来是商代文明的特点之一：若干殉葬与建筑物落成仪式有
关，另一些则与葬礼相联系，或用作对先君的祭祀”（法·谢和耐《中国社
会文化史》页４８）。
到了周朝，对世界认知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死亡之认识又所进步；同
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的价值也得到相应提高，人殉渐渐为以木俑、
陶俑殉葬所替代。然而，以人殉葬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存在。“天子
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
子·节葬（下）》）。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二十一“甚至以生人从葬”条页二六
八：
“左传傅宣十五年，初魏武子又嬖妾无子。及疾病，谓颗曰：‘必以殉
。’又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殉。又昭十二年，楚王缢于芋尹申亥氏，
申亥以其二女殉。又哀三年，季孙有疾，命正常曰勿死。又礼檀弓陈乾寝疾
，属其兄与其子曰：‘如我死，必大为棺，使吾婢子夹我。。。又西京杂记
，广川王去疾，掘幽王墓，其中僵人又立者，有卧者，有伏于几上者，共百
余尸。皆当时殉葬者也。”
徐复《秦会要订补》卷八“从死”条引《秦本纪》：
“武公二十年，卒，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
“穆公三十九年，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
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
然而社会既已进步，以人殉葬此一野蛮行例更是违反历史发展之潮流，
更也不合礼制，因此不得人心而必然引发世人之不满甚至抵制。魏武子初时
嘱咐其子在其死后让其嬖妾改嫁，后来重病又改口一定要其殉葬。魏颗却以
其重病糊涂所言不合礼法为由，按其父清醒时之意见让其嬖妾改嫁。陈乾死
后，他的儿子说：“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而拒绝殉葬其父之婢
（《礼记·檀弓下》）。
秦穆公以三良从死，国人即作《黄鸟》三章以哀之。《诗经·国风》卷
三秦部“黄鸟”条：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
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
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
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左传·文公六年》载时人对穆公之不满：
“君子曰：‘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而况夺
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
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秦会要订补》卷八“从死”条引《国策·秦三》：
“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
。’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
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
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
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人殉既已不得人心，亦违反历史潮流，乃有献公元年（前３８４年）正
式止人殉之令（《秦会要订补》卷八“从死”条引《秦本纪》）。然而，至
秦始皇立国以降，人殉惨剧又屡屡发生。始皇慕仙道，生前即求长生不老药
未得，后以十余年之力修建骊山帝陵，以数以千计之兵马俑殉葬。此后，残
忍的秦二世更将修陵墓之工匠尽数活埋。
《史记卷六·始皇本纪》：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叁泉
，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二世曰：‘先帝後宫非有
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
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
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此外，又以殉葬为名逼死诸公子，以消除自己的政治对手。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
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
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於世，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
唯上幸哀怜之。’书上，胡亥大说，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乎？’
赵高曰：‘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
。”
这样，为献公所禁之人殉恶习又为重开。然而人殉制度终因违反历史之
潮流，自汉至元再未执行（楚南：“野蛮的妇女殉葬制”，载于《古代礼制
风俗漫谈》页２７７－２８２）。同样也慕仙道好长生术的汉武帝死后，随
葬虽多金银财宝，而后宫多全其身。只在其死前以“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
母壮”为由而“不得不先去之”的汉昭帝之母钩弋夫人，成了帝制的牺牲品
死在他前面，却也不能归为殉葬之列（《资治通鉴卷三六·汉武帝纪》）。
《汉书》所载之西汉赵缪王刘元临终曾遗令其奴婢从死，却因被认为“暴虐
不道”而遭“国除”。至三国时，吴将陈武战死，孙权破例下令以陈之爱妾
殉葬，结果在吴亡之后也被人责为“权仗计任术，以生从死，世祚之短，不
亦宜乎！”（《三国志·吴书·陈武传》注，转引自楚南之文）。至元朝，
蒙元虽以残暴野蛮著称，早期亦因部落之落后而盛行生殉，但自统中原之后
，亦不再沿此陋习。由此亦可见殉葬之不得人心，而殉葬制度在此一时期更
已不复存在。
然而，人殉之陋习在明代，竟又有所复辟。首倡人殉者，即明太祖朱元
璋。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宫人殉葬之制”条：
“明史后妃传，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宣宗崩，嫔何氏、赵氏、
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皆从死。正统元年，皆
追加赠谥。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此
可见当时宫嫔殉葬之例也。景帝以【成＋右耳旁】薨，犹用其制。至英宗遗
诏始罢之。。。否泰录载英宗临崩，召宪庙谓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
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焉。遂成定制。”
诸事亦详载于《明史·后妃传》及《英宗实录》等，不再赘述。
明代生殉之陋习与前秦虽都以生吃人肉为目的，所藉名义则有所不同。
明太祖奉程朱理学为国教，以孝治国，三纲五常之礼教乃成为捆绑民众杀人
吃肉的第一等好刀具。他们一边以各式各样之手段向百姓灌输三从四德孝节
廉义之类的伦理信条以麻醉民众之精神、愚昧其思想、从而操纵他们的意志
，一面又以威逼诱骗、广竖贞节牌坊和赠谥旌表等软硬兼施之手段来大力倡
行达到杀人之目的。因此，明代之生殉，实是统治者借名教而为商纣之孽事
，通过礼教来间接达到杀人生殉之目的。这与前秦之制度化和以宗教迷信和
奴隶社会残余仪式等等形式而施行之人殉相比，既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同时又因有伦理道德学说之支持，使妇女之生殉多以能很好地包容于名教三
纲五常之伦理观念体系下的殉节、而非久为世人所憎恶之殉葬名义进行，因
此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更先进而表现出具有极大欺骗性之“合理性”的杀人手
段。但也正因如此，则我们也就不能再简单地认为明代生殉乃是为秦献公所
禁之人殉制度的复辟。
清陈康祺撰《郎潜纪闻初笔》卷十四“旌表烈妇二则”条：
“道光三十年冬，礼部准故事，具奏二十九年各直省所上烈妇三十六口
，予旌以否，惟上裁察。皇上以仁育万心，恐天下妇人女子相率效慕，轻杀
其生也，诏不必旌。咸丰元年二月，特降谕旨。。。皆予旌表。。。然予旌
者什二三，不报者什七八。盖畸节异行，事近矫饰，未可为风历天下之恒典
也。自道、咸之际，文宗恐潜侧不曜，上【门外於内】天和，三十年来，遂
成令甲。而匹夫匹妇，羁孤幽僻之诣，一经大吏报闻，朝上疏、夕表闾矣。
夫独非风教之盛欤？”
《郎潜纪闻二笔》卷二“汪氏节母楼”条：
“妇女未嫁守义，归震川氏谓不合乎礼经。近代文人，又多引据经传，
与归氏相诘难。。。咸同至今，以贞女蒙旌者，不下数百千人。”
道、咸时已多受西人之影响，妇女殉节风气之盛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早
此之禁闭时期了。而于此亦可看出，妇女之殉死，实则直接因由于统治者的
明里暗里的大肆倡导宣扬。
《明太祖实录》卷十：
“（洪武十二年四月）丁卯。。。敏道卒，赵氏日夜号哭亦自经死。事
闻，诏嘉之曰：‘夫妇人之大伦三纲五常，风化所系，又能志而不二，与夫
同死，可谓难矣。今赵氏生则同室，死则同穴，较之剔目割舌誓死不嫁，诚
为过之，宜于褒嘉，以敦民俗。”
这里，朱元璋之真正用心，可谓昭然若揭了。以节义之伦理道德观来诱
导人民，愚昧百姓，最终达到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牢牢地掌控于自己掌心，
其目的无非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同奉程朱理学倡行以孝治国之明清
两代，贞妇烈女不断涌现，贞节牌坊诸类生祠亡墓更是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
落里如雨后春笋般毛茸茸地竖立起来，将我如此美好之神州大地几乎变成了
无数无辜女子之人间地狱，其所由来，实亦在乎此。
因此，明代之生殉，实质可以说是宋明理学三纲五常伦理说教与统治者
结盟、成为助纣为虐吃人肉不吐骨头的罪恶帮凶的又一个血淋淋活生生的罪
证。统治者怂恿再加威逼利诱，百姓被愚昧而盲从，而无辜女子则为完“名
节”而轻生而效死，而全然违背了孔子之“身体发肤受之以父母，不敢毁伤
”之儒家教义精神，以至于连稍有良知的统治者也不忍闻之，以为诸如“剖
腹割肝，此岂是孝；若至杀身，其罪尤大”（《明宣宗实录》卷十五）。统
治者之目的不过是借此而达到牢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之目的。统治者和被愚昧
了的臣民百姓之间一上一下的这种和谐配合，统治者玩弄百姓于股掌之间到
了这般不露痕迹之地步，真可谓是其以意识形态名教礼制杀人而不见血的绝
妙活剧！
也正是于此而言，将明代生殉之再次兴起简单归为殉葬制度之复兴，则
非但不尽合乎事实，亦因将问题极大简单化，而使统治者和礼教曾所犯下的
罪行，反藉以得到相当之开脱。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明清统治者的这种以某种歪理邪说为依赖、通过操持社会舆论愚昧百姓
来达到控制其之意念和让人乐意为它效死、最终达到杀人和巩固其控制的目
的，这种把戏在数百年之后，又在李烘炙的法轮邪教那里，得到了鲜活的再
现。被操纵了意志之人，甘为蝼蚁，自愿为其赴死，使得自焚悲剧一再上演
。则李烘炙依靠法轮邪说来达到杀人吃肉的目的之罪行，要为事实，其职责
又岂能单靠狡辩即能逃卸的了呢？！
02/24/2001
（中）
前已述及，早在秦献公元年，即前３８４年，人殉即已被明令禁止，人
殉制度在名义上亦于此时正式寿终正寝。其后虽有诸如秦二世之残暴，仍只
能算是异例，而不能据之认为奴隶社会之野蛮的人殉制度依然存在。至明时，
以人殉葬虽再次兴起，然而此回实则多假借礼教之名义，或者说人殉已有“
合理”学说的支持，以甜言美语作包装，使得原本是奴隶主强迫奴隶殉葬受
死，而变成了在充斥了诸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礼教伦理信条所营
造起的强大而具有极端压抑性之社会氛围中，让人们自己为了追求某种畸化
的“崇高”信念、维护某种变态的“高尚”教条、甘愿或迫于社会压力而去
就死。原本是赤裸裸的奴隶主亲手经营的屠宰场，一转而变成在统治者鼓励
怂恿之下、由其操纵的伦理道德礼教所支撑起来的整个社会，都变成大的屠
杀场所，人人参与其中，无一能免。奴隶主由原来亲自拿刀来杀人，一变而
让被愚昧和麻醉了的百姓在其所精心营造的屠宰场之禁抑氛围中，既杀人，
也被杀。杀人的目的一样被实现，而杀人的道德职责，却在名义上由社会和
礼教共同承担。原本奴隶被迫的“殉葬”，一变而成为被道德牌坊精心装裱
起来的“殉节”。则其杀人的手段，可谓高明矣！
据《辞海》１９８９年缩印版页１５０７－１５０８（东方书局《语词
辞海》１９９１年版同）：
·殉葬：指古代用活人或器物从葬
·殉节：指为保全志节而牺牲生命，后专指封建社会里女子从夫而死
殉葬和殉节，其目的都是要逼迫人去死的。然而前者即是冷冰冰赤裸裸
，而后者则有了“保全志节”的“高尚”信念作包装。魏武子是直逼逼地告
诉他儿子要他嬖妾陪他去死的，到了明太祖那里，让妃嫔婢女去陪死却成了
“妇人之大伦三纲五常，风化所系”、“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的“宜于褒
嘉，以敦民俗”之举。这自然符合以孝治国之朱明王朝的统治目的，而朱元
璋及其子孙们，更是持之不懈地身体力行之：洪武二十八年（公元１３９５
年），秦王朱【木爽】死，以二王妃殉之；太祖死，妃嫔宫女四十六名殉之
，十余名其生前侍寝无一幸免；成祖死，殉死之宫妃亦多达三十余人；后此
之仁宗、宣宗亦各有殉者（楚南：“野蛮的妇女殉葬制”）。殉葬既演化成
了殉节，其理由自然冠冕堂皇得多。以至于三百年后朱明王朝覆没时，诸多
朱明遗民并世大儒等痛析明之所以亡，竟从未能给这些无辜受难之女子以多
少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甚至连敢于质问统治者“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
中，独私一人一姓乎？”、高倡“天下为主、君为客”之理念的黄梨洲（黄
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似也从未能对朱明王朝存在的道德合理性，
提出质疑，以至于此一殉节陋习，一例猖獗到三百年后的满清末叶，甚至直
到今日的一些偏乡僻地，仍然还能见到其肆虐的痕迹，则这实不能不说是我
民族一段十分让人尴尬神伤的痛心史也。
这些殉死者既都要被杀人者所旌表，于是殉节乃成遗世之风气。邪风所
至，百姓尽为其所愚昧，加之以士大夫道德卫道士们怂恿恫吓鼓噪舌簧，无
数女子便只有成为案上鱼肉之一途，而无从幸免；偶尔反抗者，则更难逃诸
如沉潭这样的悲惨命运。人间既成了活地狱，而被剥夺了思想和人身自由的
女子们为所麻醉，“完名节”终于渐渐被奉行到了畸形变态之地步，所谓“
身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发展到出现闺阁女子殉未嫁夫这样的荒唐事。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二“汪氏节母楼”条：
“婺源之大畈汪氏，有节母楼。节母，程克家女，幼字汪鸿阶。鸿阶卒
，节母年十五，未嫁也。欲身殉，父母泣戒之，则请诣夫家守贞。既归汪，
屏妆饰楼居，居四十二年不一下。”
十五岁的花季少女，本该是怎样天真烂漫！然而她竟如此义无反顾地背
上了贞节牌坊，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让人惊惧了。
《二笔》卷六亦记载楚人黄烈女殉未嫁之夫一事，更有无赖文人纪文达
唱七律二首以鼓噪之，中有句曰“延陵挂剑心相许，属国吞毡志竟成。特与
人间存大节，不笑儿女有私情”。正是这些逢身发散着腐臭味道的无行文人
，助纣为虐地帮那些吃人者营造出怎样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伦理氛围！为了
完一个原本子虚乌有的大节，竟然连原本干系甚大的名不正言不顺都不顾得
了，这真也算是“完名节”的“贞妇烈女”的光辉典范了！
正是百姓女子被三纲五常之礼教思想灌输愚昧到此一地步，原本惨无人
性的殉葬，反变成了一种自觉自愿的光宗耀祖的事情，并成为社会运作的一
个“合理”的秩序规范和要求。真正元凶之责任，反倒不易察见。当看到李
烘炙及其帮凶大言不惭地宣称因法轮不主张自杀和杀身、因此那些被其所愚
弄到丧失根本理智和思辨能力的自焚者连身死人灭竟还换不来其所仰礼膜拜
之李烘炙的承认甚至一丝怜悯、更莫说要苛求李烘炙为他们竖立起“大法信
徒”之贞节牌坊时，我们实在不禁要惊叹于朱元璋在焚骨扬灰六百年之后，
竟然又在东北一隅，找到了一位忠实的和一样缺乏家教的信徒，而后者的高
明之杀人不见血的手段，却又实在远非前者所能望其项背了。
诚然，明代统治者鼓吹殉节之最终目的，当然决不只是仅仅要让几个手
无缚鸡之力的妃嫔宫婢及其不幸的民间效访者们去陪死，使自己到了地狱以
后还有端茶送水的佣人：这点智残者之白日痴梦，甚至连前此一千多年的求
仙心切的汉武帝，都已经不作了。他们之所以仍然要竭力鼓吹殉死，实质不
过是为了借此剥夺人民独立思想之能力、从而维持“风化所系”之“忠孝节
义”的世风民俗：在帝国专制集权已发展到了巅峰状态的明清两代，帝王既
是全国之家长，则这一点无疑对他们牢牢维持专制统治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忠孝节义，已是帝国存在的基石。因此，他们虽然也十分清楚其所精心构造
出来的社会构架实质上“不合于礼经”、殉葬之丑行更是“罪不可逃”（朱
熹《诗经集传·黄鸟章注》），因此难免要“潜侧不曜，上【门外於内】天
和”，却仍必须顽固地施行下去，根本原因，即在乎此。
从“殉葬”到“殉节”的演化，事实上也符合了人类进化的规律：文明
的演进，是渐渐的以各式各样的名教理念崇高理想代替了原初的赤裸裸的屠
刀来杀人的。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区别，常常只不过是包装形式上的差异。杀
人者依然杀人，改变的不过是杀人的手段和方式。对于这些肆血者来说，刀
剑能杀人，子弹能杀人，大炮导弹能杀人，仁义道德能杀人，维护世界和平
、全球秩序，一样也能被用来杀人。从对印第安部落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到
以病毒感染杀之以无形；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毒气蒸人，到假“仁义道德
替天行道”大旗而行之侵略战争里精确制导导弹不断“误袭”平民目标，都
无一不被杀人者宣扬和标榜为是其仁慈的体现、文明进步的证明。人一样都
是要被杀的，但怎么将他们杀死而让已然被杀者死的心甘情愿、让将要被杀
之旁观者幸灾乐祸而逢然不觉屠刀正朝自己的脖子逼近而来，则在在需要杀
人者焦心竭虑、费尽脑筋。时至今日，面对一个又一个之自焚者面目全非惨
不忍睹的镜头，尊贵的美国议员们居然还要以各样借口为杀人元凶李烘炙授
衔请功，其实质则在在不过是因同穿一条裤衩而惺惺相惜罢了。
2/2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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