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敦煌贫士受雇文案杨某发现并告知王圆禄以藏经洞。“
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昌炽。。。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银五
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
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
，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虽然其时正值满清末季，国力不堪，社会动荡，使得藏经洞未能如后来
发现的许多国宝那样得到及时之保护，但有人所说的“至少王好好保存了六
七年那些东西，这其间有识之士安在”，“六七年都没人要的东西”，不是
事实。
“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
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
希和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
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
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
。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
骗买写经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
七十余件。王道士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
四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富。”
至此可见，王道士确实是违背命令而在非法私卖国家文物。或说他的贩
卖文物理由有三：
一、出于他的愚昧，而不知道此些文物之价值。然而这不是理由，尤其
当我们联系到后来包括良褚、半坡等文化遗迹之发现，当地百姓大都知道善
加管理时。即便说王道士初时是出于无知，然而既然早在三十年三月甘肃布
政司命汪宗翰就已令王圆禄将宝物“就地封存”、命他要将文物“妥加保管
，不许外流”，而最早的斯坦因之来墩煌是在三十三年三至五月，即在汪宗
翰下令之三年之后，此时如果再说王圆禄之贩卖文物乃因“无知”，恐怕就
不是一个高明的借口了吧？而到了宣统二年，“清廷学部。。。电令甘肃藩
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这分明是公然对抗法令
了，难道还能被说成是“无知”和“愚昧”么？
二、盖因有人所说的“王好好保存了六七年那些东西，这其间有识之士
安在”。前已证及，王道士卖宝物给斯坦因等，是在其接到汪宗翰之令三年
，而非迷糊所论的“六七年”无有识之人理会。确实，那时正值清庭季末，
时势不济，因此而难有更多顾及。然而即便如此，是否因此王道士就有了理
由可以非法私自贩卖国家文物了呢？这显然是个荒唐的推理，因为：其一、
那些文物非王道士的私人财产，乃是国宝；其二、这些文物之重要性王道士
已被预先告知，而非其一无所知；其三、文物归属国家，人人看护有责，更
无理由私自贩卖，此一法恐怕非今日才有；其四、文物若国家一时无力保护
，但国人并未因此有了理由可以随便自处之，这个律令恐怕也非自今日才有
。我们看到后来的半坡、良褚等地的开掘，都曾得到百姓的很好的配合。否
则，则在日寇时那些贩卖文物之非法之徒，是否也可以一并得到宽侑呢？再
若将中国文明归入“已逝”的文明之列，硬将他压入活棺材中憋死，然后又
加一条“逝去的文明文物归发现者所有”这一不知见诸于哪一国律典哪一款
的所谓“规定”，则后来的国宝大片流散原也是势所必然，而那些贩卖国宝
的先生们岂不也一并可以得到解脱，甚至还可以供奉上“保护文物”的凌烟
阁了么？如此，恐怕斯坦因之流非但无过，还是护宝“有功”的“国际友人
”了！是以，王道士并不能找到任何借口，来发这一笔贩卖宝物的“国难财”
。诚然，兵荒马乱之时发国难财者多有，很多未能记入史册，但未能记入却
不等于他们就因此无罪甚至无辜；可见，这一条辩护也是荒谬而站不住的。
三、也是最常见的一个为王道士进行“道德”辩护之说法，即王道士卖
宝不是为了其自身的“发财”－－虽然他确实已经几次三番通过公然违背国
家法令非法开肠大甩卖贩卖文物“计大宗者四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
他的目的是为了“护窟”和“修佛像”等这一“高尚”的“宗教目的”，而
不是为了“自己”。我们且不必论及这种“修佛像”等之所谓“积德行为”
在佛教里实际上可能导致王道士自身（！）将来可能功德圆满获得正果而不
必下地狱去受苦这一完全可能的事实（对具有“虔诚”的宗教热诚的王道士
来说，这实际上也是远比醉生梦死更加“现实”和“重要”、能给他带来最
高利益的行为－－虽然我们若以今天的“后验”的眼光来看这是荒唐和愚昧
的）。我们暂且假定这种为了自己的“宗教信念”而贪财因为并非“利己”
（虽然从前所述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何等的荒谬！否则那些宗教信徒们大可以
此为挡箭牌为所欲为一如法轮之流了）是在“道德上无可或难以指责”的。
那么我想请问：譬如某些贪官们，他们贪污国家财物，每每自己过的还十分
节俭，而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家眷、亲戚甚至地方百姓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个
现象显然是很多的了），虽然他们或者不是为了某种“宗教”信念（虽然由
儒家的理论完全可能推出这一行为的合理性，然而我们却不将儒家归入宗教
一列），然而这种行为与王道士通过积德而达到修炼圆满之目的相比，却具
有更彻底的利“他”目的（而那些为朋友两肋插刀而导致犯罪者则更是如此
）：那么这些人是不是至少在道德上，是否竟然也是无可指责的呢？
前已说明，时下学术界大兴翻案之风，其实并非没有缘由。近年以来，
亲西方之行为虽然受两次中美事件有所阻遏，实质上此一趋势（及由此而显
见的民族自信的日渐消亡）毫无遏制，只是越发的隐秘而已。在历史研究中
，则表现为由原来的公开为诸如秦桧汪精卫等民族罪人辩护，而目标转向到
一些相对而言更能赢得公众同情心的对象，因此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其中之一例譬如王道士。与王道士贩卖国宝此一历史公案直接关联的，则
包括我们该如何定性西人窃宝者的行为、最终直至西人近代以来对我民族的
侵略、劫掠和摧残的历史责任的问题：一如史学界一直就有的如关于马尔葛
尼使清失败的责任、鸦片战争的责任、二次鸦片战争和圆明园毁灭的责任、
甲午海战的责任、义和团的责任、乃至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资本主义之所
以未能兴起的责任，等等等等。这之间的联系，则我们只要对西方部分汉学
家近年以来对斯坦因之流所作的辩护，和西人一贯以来对其侵略史的辩护，
就也足可彰示了：而这个深远的策略－－即便不是公开的而只是潜伏的－－
其效果则是明显的：它不但已赢得了我们自己的部分史学家和史学爱好者的
认同，甚至不也使得一些人以为“文物只要保存归谁保管都无所谓”了么？
那样，则大英博物馆、华盛顿博物馆、东京博物馆、莫斯科博物馆的同仁们
大可放心了，以后大可不必日日梦魇于中国人将来有一天强大了会来向他们
索要其先辈从中国劫掠去的宝物了！
我所深感遗憾的是，据我曾见甚至一些汉学界中的友好人士亦已明识了
这一点，并尖锐地指出了那些论调之本质究竟何指，而我们自己的史学家和
史学爱好者们，却似乎并未察觉到这一个费尽心机的圈套：那样则恐怕再过
一百年，我们自己将为我们的后人们而指责为“愚昧”而有罪的“王道士”
了。
注：本文资料来自国学网站敦煌百年专集：
http://www.guoxue.com/dunhuang/index.htm
05/1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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