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张学良（上） 一、前言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这个人物的。 少帅刚刚作古。然而随他一起消逝的则不仅仅只是他的躯骸，更还有一段深深 铭刻入了记忆中的历史。这是个曾经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航迹、因此也是极大影响 了世界史的演化进程的人。然而他显然对此十分淡漠，淡漠到当晚年接受美国之音 之采访时，竟“绝对不会说”那些惊天动地之壮举，对于外界的毁誉，他也“一直 不在乎，也不计较”。其所计较者，则不过“平生无所憾，唯一爱女人”者也。以 一耆老之身、又有六十年相濡以沫的爱妻在侧，竟能说出这样足可让道德先生们掉 眼镜的话，实也难怪他要自认是“少实非花花公子，今才是花花老头”了。 少帅一生，足可称奇也！查古今历史，其奇能过于少帅者则鲜矣。这不仅是因 了他的易帜入关贵尊副座一人下万人上、因了他依照老蒋密令执行不抵抗政策锦州 沦陷热河失守成千夫所指、因了他为报家国大义哭谏不成只好兵谏之后又甘愿自绑 手脚负荆请罪从此虎落平阳六十年动弹不能却无多怨言，更也因了他竟能得红眼知 己相伴终始，更也因了他能如此之长寿，以致于竟终于能以超然尘世之心，带着微 笑目送着所有那些曾经爱过他恨过他他爱过他恨过的人和事的消逝于历史的尘灰之 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也难怪他要说“平生无所憾”的了。乾隆论史， 以郭汾阳和他自己为唯一的两个“福禄寿”齐全的“全福”之人。然而汾阳到底不 过是个老滑头，主子一皱眉就可以弃置数万将士性命于不顾星夜独逃，算起来倒是 忠实的走狗，却何来大丈夫气概？而乾隆却据称连个香妃之心都未尽赢得，而况他 一生贵为天子要要未曾受得过丁点失败委屈挫折历练，因此总是少男儿气。于今我 来论史，反倒少帅却是将这些尽数占全：则说他是全福佬，或也未曾过分也欤？ 二、少帅与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在石家庄与蒋介石会见，被授以不抵抗主义之 密令，而被迫执行之以力避与日军冲突，最终丢掉了沈阳及周围广大地域，而备受 国人责难。九·一八之后，少帅依然秉承老蒋旨意，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以待国 联。国联盼不来，而原来尚存的一点点固守东北防务抵御日军势力扩张之机会乃渐 次丧失。终于在1932年1月，锦州失守。少帅循即撤兵关内，东北沦陷。东北军撤回 关内后，日军更得寸进尺，次年，散不成列的东北军与之战于热河，由于东北军内 部之腐化不堪战，加之以未能得到中央的及时支援，以致于再败。1933年2月，热河 也落入敌手，东北王少帅张学良至此已尽失其父辛苦经营的千里家山的最后一片领 地。 其实“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曾题感事诗：“大 好河山夕照中，国人肩负一重重；男儿正要闻鸡起，一寸光阴莫放松。” 此诗亦足可见少帅欲要固守国土、一雪耻辱之志。事变后不久，张学良即对东 北旧部发表讲话称： “我爱中国，我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我手失去东北，我 永远不安。但我是不愿以他人生命财产作我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 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我一人英雄之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 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 而祸及全国，我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势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可 有大发挥的一日。” 1931年9曰27日在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接见时与会代表时又说： “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把我打死，我决无怨言。大家爱国，要从整个 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在中国统一的局面之 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果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 愿意的。” 这种苟忍之论，显然乃得自老蒋之训导。老蒋是坚信“攘外必先安内”的。他 一直对国联抱有幻想，只希望在东北一味屈辱苟忍，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从而 借国联来暂时肘制日本，以便自己腾出力量来一心剿共。 1932年2月23日，年六十五岁的原少帅师长、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冒着淞沪会战 的炮火抱病到北平，欲面谏张学良。太炎先生仆至北平，张学良即亲往其所下榻之 酒店见之。太炎先生当面怒责张学良失守东北之罪，张学良向他出示老蒋之不抵抗 密令，这是少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之示人（电文内容大略曰“无论日本军队此 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太炎先生见之无话，逾日 即起程返沪。 1933年3月8日，蒋在保定会见张学良，对他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 们两个人。我与你同舟共济，若不想办法平息全国的愤怒，难免要同遭灭顶之灾。 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周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们两人中间谁离 开这小船好呢？” 弦外之音，不言自明。同“九·一八”后撤出东北一样，张学良注定必要再次 代蒋受过的了。张之内心之痛，可想而知。返回北平后曾说：“中日问题，蒋先生 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们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之后，这 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然而他既是军人，注定了还要顾全“大局”了。在蒋、张保定会见之后的第三 天，张学良即通电全国宣布弃职下野，出国考察。电文曰：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 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助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十九 年秋季奉命入关，拥护中央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九·一八’事变发 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头为之张公道，迫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 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 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咎，辞职即 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 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余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 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十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 士，力加援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 用。俾得为收复东北而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 锦州失守、热河战败、东北失陷，在老蒋的“不抵抗政策”束缚下，经年之内 张学良即由一全国民众所景仰的维护国家统一结束内战之民族英雄，变成了弃地逃 亡致使国土沦陷敌手的人人可唾而杀之的国贼，对于正而立之年血气方刚豪气干云 而又有杀父之仇不能雪的少帅来说，其心境如何，实不难想象。此处值得一提的是 ，早时张作霖皇沽屯被炸身亡，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挟持其尸不还，一是要借此谋得 少帅之妥协让步，一是不愿其葬回其发迹之地会造成大的反响。而少帅执意不妥协 ，以致其父之尸长久未能入土而腐臭，后来才算草草下葬于其前妻之冢侧（作者注 ：此段尚还要细致查证有关史料）。对于忠孝之心极重的少帅来说，其心所受之熬 煎，恐怕非常人能轻易理解的了。 凡此种种，实也早已埋下了西安事变的诱因。若干年后，张学良所率之东北军 在围剿红军中节节失利，其之两个精锐师更全师覆没。剿灭红军既难指日可待，收 复东北一报杀父之仇更是遥遥无期。再加之以蒋介石变本加厉，铁石鸡心，反还要 将不听使唤的东北军瓦解调遣往福建等地。破国不远，雪耻无期，家国两亡，旋踵 之间，绝望既至于如此，少帅哭谏不成而只好兵谏，一行唐玄时龙虎大将军陈玄礼 旧事，也就不足为奇的了。 “九·一八”恰在他发表支持蒋介石的“巧电”、表态“拥护中央”、“呼吁 和平”，迅即发兵入关、一枪未发而收获平津，使老蒋从此坐稳江山之后恰整一周 年，是否也是瞑瞑中的天数？恰如崔义忠所言：“‘九·一八’巧电发表后，东北 军大量入关，造成东北军边防严重空虚，使得日本乘虚而入。张学良把蒋个人看成 了‘统一的标志’、‘国家的化身’，发兵入关是维护中央，他退兵入关是服从领 袖。两次入关，似出一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九·一八巧电’，‘九·一八’ 事变发生时，东北军决不会一枪不发放弃沈阳”？ 然而无论如何，少帅的坚决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乃是最终促成“九·一八 ”爆发的一个因素。若早时对日更加坚定、并采取正确的防务措施等，日军势头必 会被所遏制：当然只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不改，东北自也难一家独完。 但“九·一八”之历史必将以另一种方式写就，或可以预期。少帅虽然是一个必需 要坚决执行上峰命令的军人，但他同时也是一方要镇，肩负守土之责。因此国土沦 丧，无论如何，其指责断不可逃。所谓“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老蒋固然是个 刚愎之人，然而对东北大局最为了解的自然还是少帅自己。他本该对“不抵抗政策 ”早有更清晰的认识，早该认识到那一政策实际上是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这一 “大局”不利的，而不是如他一直所相信的那样“有利”。因此，他虽然是个合格 的军人，在那时却算不上一个有长远眼光的战略家和尽职的一方要镇。事实上，他 当初毅然易帜入关，原也是意识到中国不能再有内战了。那么他如何在这个时候又 认同了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之内战策略呢？ 今日我们无法苛求先人，而况如少帅后来反复声明的一般，他也从未推卸此一 责任、甚至他还主动被动地替老蒋承担了更多更大的责任。这可以说是少帅襟怀坦 荡之最好证明。毕竟立身于历史洪涛之中的人断难看清自己所处之前缘后续即最佳 应对之策，而况终究他最终的认同并协从老蒋之“剿匪”与他当初四次入关助蒋原 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少帅对老蒋之可能有的敬服之情，毕竟 老蒋也是不世出的人杰。比照二十年后周、邓诸历经沧桑的盖世豪杰对毛也那样的 贴服、乃至于对其错误的策略也识别不出或者看出也不好指出，迷信若此，则我们 或也就无能过多地去苛求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要有多大的辨别力了。在七十年后 的今天来看，我们也只能说一个历史经验的获得，实在需要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为此后人也才应该百倍地去珍惜之，以避免重蹈覆辙。 关于“九·一八”，又有一段插曲，不能不提。其事虽小，干系少帅声誉却大 ，甚至近半世纪之后，在台岛一寓仍掀起轩然大波，还有待有关历史见证人出来仗 义直言，才得平息。是即关于“九·一八”之夜少帅究竟身在何处之质疑。波澜之 源，则在1931年11月20日，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所发表的“马 君武感时近作·哀沈阳二首》，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 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一回。” 此诗中所讥讽的赵四即赵一荻，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之五女儿 朱湄筠。朱氏乃张学良二弟张学铭之大姨子，常与张学良跳舞，后嫁张学良之好友 朱秀峰。胡蝶则是三十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此诗讥讽少帅在沈阳沦陷之夜还在那 里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对其指控自可谓极大。再加以作者马君武乃中国第一个自然 科学博士，德国柏林大学毕业，曾任孙中山总统秘书长、国会议员、实业部总长、 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并与柳亚子先生等同为“南社”之台柱，后 更曾被周恩来誉为我国科学界之“一代宗师”，影响自不一般。因此此诗后世流传 甚广，虽早已经作者出面纠误，终也对少帅之名誉产生持久而难于弥补之伤害，可 谓为文不慎足可害人之典型。而这么多年少帅本人竟都三缄其口，几不言辩，则其 淡漠名利之气度实异乎常人也。 其实此诗发表之次日即11月21日，胡蝶即在上海《申报》辟谣。同时，明星影 片公司导演张石川和演员洪深、郑小秋、夏佩珍、龚稼农等也在该报作证。事实上 “九·一八”前后胡蝶本人并不在北京，且张、胡二人一生也从未得谋面，所谓“ 九·一八”之夜二人共舞之控，实在是捉影之事。以后也未见过。若干年后，胡蝶 忆及此事，意尚不能稍平。在其回忆录中，胡蝶写道：“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 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 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又称：“世间上荒唐的事情还真不 少，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 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后约一周， 未料到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后台湾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 提及此事，据莫事后称，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 石出的一天。” 1980年6月2日，台电视台播放“大时代的故事”，重提此事，波澜又起。时任 台湾陆军二级上将、原少帅府北京行营少校参谋、驻北平东北军五师炮兵营长何世 禧见过后，在《中外杂志》上登《为历史作见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何处 ？》之文称，“九·一八”之夜少帅是在北平中和剧院看戏。当晚剧院为筹募辽北 大水灾进行平剧义演，包括大师梅兰芳等都参加演出，梅氏更主演拿手好戏“宇宙 锋”。演出期间，张学良接到留在沈阳的公署参谋长荣臻之急电，谓沈阳出事。少 帅当即离习之后再未归返。是即“九·一八”事变爆发，少帅赶回本处处置事宜。 至此，此一谣言也总该算寿终正寝了。 然而马君武亦非谣言之制造者。后人考证此谣言或出二端：一是天津日本特务 机关报《庸报》之故意造谣，以使时刻不忘收复东北以报父仇之张学良更受责难和 排挤；一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之亲日派之捏造，意在陷害张学良，为蒋介石和日本 侵略者开脱罪责。事实原委究竟如何，大概只好有待更多材料的被挖掘、或就又成 为一永远的不解之迷了。 无论如何，诚如胡蝶女士所言，“九·一八之夜少帅起舞”之无端指责，实在 是件“该结束了的‘莫须有的公案’”了。 二、少帅与西安事变 张学良下野后心境极坏，而得于凤至赵一荻及德籍顾问端纳等之鼓励，乃重新 振作。此间值得一提的是他戒毒之事。早年，张学良挚友郭松龄将军倒戈反奉未酬 被捕，张学良营救不及，郭氏夫妇为张作霖杨宇霆所杀，少帅极为悲痛，从此染上 吸毒陋习。后曾找洋医医治不果，毒疾反剧，以致于身体隳毁，到下野之后更是日 剧一日。后来据传赵四以“君以此殃殃之躯出国，岂不正示洋人以东亚病夫”刺之， 少帅乃惊醒，誓言戒毒，自禁于室，令赵四日夜守于卧室之外（时于凤至亦有所染， 身体亦十分单薄），无论室内是何动作，任何人无其允许不得入内。少帅毒隐发作 时，以头撞墙，血流满面，于凤至欲夺门而入，少帅不许。后昏厥，医者欲注射镇 静剂，少帅惊起，怒而拔掷之。半月下来，顽疾乃去。戒毒成功之后，少帅自提一 联曰：“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此事虽小，亦足可见少帅之意志之 坚忍，异乎常人。 张学良于次年即1934年元月从国外考察结束归国。此时的他更加踌躇满志，誓 言“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并陈述归国之志愿有二：一为 “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 日也”；一为“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然而这些显然与正对苏区全力进行第 五次也是唯一一次可称的上“节节胜利”的围剿的老蒋之志大相径庭。其结果自然 可想而知。此时老蒋为对付内部日渐增长的反内战之情绪，又再次施展权谋术：授 张学良以一级上将军衔，任他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老蒋自己兼任总司令一职）。而张学良竟然没能记取刚刚经受的惨痛教训，虽并非 心甘情愿却竟还是接受此职务，则总还是让人费解：毕竟内战与他回国所立下之志 向相违背。然而若将此事与后来半个世纪后老蒋去世时、少帅私下里所书写的挽联 ：“关切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如仇雠”，联系在一起，或也就不难理解 了。那时少帅都已是逾越古稀之人，被老蒋囚禁半个世纪竟然还以他为“情同骨肉 ”，而不之怪，其心之明净如幼稚之处子，可知矣！而况毕竟那时少帅不过三十出 头之人，所历世事也还是不多。在经受了那么多委屈之后，现在咋然又受老蒋之重 用，自然心生感激，以为老蒋必是理解了他的苦痛之处而要为其昭雪，却不知老蒋 实在不过是再次演绎一次他已经使用的得心应手的权谋术厚黑术而已。红军既终于 剿灭不得，而国事却终于还是一日不如一日。少帅此时之心情自然也就更加的矛盾 了。 在1991年少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道出了个中原委：“我不想涉及政治。但 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共交过手、打过仗的人，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 。“当年我手下两个精锐师与中共红军对阵，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最后还是把我的 两个师吃掉，师长（注：指牛元峰）战死。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军队，既然消灭不 了它，最好与它合作。” 可见此时少帅心里业已十分清楚，内战是没有出路的，那样终将兄弟相残，邻 人得利。中国要想避免亡国灭种之覆顶之灾，就必须联共抗日。 1935年少帅游华山，题诗曰：“极目长城东眺望，江山依旧主人非。深仇积愤 当须雪，披甲还乡奏凯归。” 1936年见蒋再次力谏停止内战全力抗日不果，又题游华山诗曰：“偶来此地竟 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同期答徐用仪之质疑有曰“知罪之评，俟诸异日”。则少帅此时似已有了具体 的谋划了。 有此大之背景，西安事变之发生，从少帅的心理来说，是自然而然、也是顺理 成章的了。所以当他在事变前数日在临潼前劝阻游行的学生时，他的劝说又一次重 现了“九·一八”之后对其部下演说时的想法： “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 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 ，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 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的。” 这也可以说是几多年来少帅无日不想、肠一日九回之所思虑者也。 曾亲历过此次游行、聆听过少帅的演讲的李木庵所回忆的这段话，也佐证了西 安事变乃确实如其后来少帅自己所说，实则出自他一人之策划和想法。毕竟，少帅 原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可以为从某种可能缺乏深虑的“全国大局”之最高原则 出发忍辱负重，他可以因为自己是一军人而服从军事领袖的命令。然而，他终竟“ 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当然，少帅那时是否有说过此话，似乎颇值商榷。依照少帅 一生之举止，我以为他心底里会有此想法，但未必会言之）。这就一如后来在处理 西安事变时他虽求助于共产党共同挽救危局，但却也并非对周恩来等言听计从一般 。他毕竟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信念。这个原则即是他所理解的“全国大局”。 当这个大局观与老蒋所压制指派给他接受的“大局”观相冲突到无可调和时，他会 毅然决然地为维护这个最高原则而赴汤蹈火，义无返顾：甚至为此而承受无尽的苦 难和耻辱。 因此，西安事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实在是张学良一人的作品。一个信念长期被压 抑之后的必然反叛出击，然而这个反叛不是歇斯底里的，因为它依然牢牢地控制在 少帅所执意维护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原则”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所以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之后他送老蒋回去，也是必然的了：因为在其时，维护老蒋至高无上的“ 国家领袖”之威信，乃是面对日寇全民族统一抗战必须要有的重要精神支柱。因为 无此核心之统一象征，在外部压力面前，中国必将内战重开，分崩离析。作为一个 军人和负责任的人，他只能那么去作。 因此在西安事变次日，即12月13日，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话即明确事变之 目的：“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 。。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 正是爱护他。。。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 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 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 计。” 少帅坦荡无私之情怀，实可昭日月也！ 所以在1991年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及西安事变，他说“这件事留待历史去评 论吧”。因为他“不想做伤害任何人的事，也不想这段历史恩怨从他口中说出。至 于外界毁誉，他一直也不在乎，也不计较。”而当被问及关于西安事变后送蒋回去 如果时光倒流是否还会那么做时，他说：“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要负 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他更自言同意当 年《大公报》名记者王芸生在事变后的一句话：“明白的人不用辩，糊涂的人辩什 么？”迄今依然认为老蒋当年的“安内攘外”之策不可取，则少帅的信念可谓坚定 矣。 关于西安事变，少帅后来曾对一位好友说过这么一段话：“这要我如何回答呢 ？如果我说是共产党所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如果说是我一时冲动，显然是 骂我自己无能；如果我说是‘老先生’（注：指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 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 见这些记者，因为我怎样说都不行。” 这应该说是与其在西安事变前后之行为相符。现今有人出于各样的目的而捏造 出共产党先怂恿、后又利用少帅最终过河拆桥之论调，实在不过是以小人之心，而 度君子之腹罢了。 【ＣＧ注】：此文材料多取自张永滨《百年少帅张学良传》、范克明《张学良 传》和其他相关史籍史料，不另一一注明。因材料和时间所限，也无法一一考证所 引材料之可靠性。然此二书基本尚属平实之作。原各著作中有些不相符合之处，作 者稍作裁取。但有些则存疑（如何世禧在前书中作何世礼，还须再征。此外马君武 之诗亦有多个版本，此些都尚存疑）。具体若有史料明显错误之处，欢迎指正。此 文现只是草稿，匆匆行来，容后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