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
秦始皇一统中国，结束了战国数百年之分裂局面。自秦建立君主专制之
中央帝国之后，两千年以降，中央集权程度不断加深。秦祚太短，国统尚未
建立而国已灭。而具有中国特色之中央集权文官制度之建立，还要等到刘汉
王朝建立之后。两汉、魏晋南北朝、李唐之君主专制尚不十分强劲，地方长
官仍保有一定之兵权、行政用人、及相对独立的支配财赋之权力；到了宋时
，国势虽弱而君主权力反有所加强；而到了明清，全国的一切兵权与政权都
尽数集中于皇帝及所操纵之皇权集团手中，皇帝全面操纵了地方官吏授受、
全国军队指挥、行政用人、以及全国财赋等之权力，自此中央集权乃达到极
点（参见钱穆、吕思勉、蒲韧等之相关著作）。
汉承秦制，但又有很大的变革。汉高虽一介布衣，却颇能知人善任，尤
能听从属下之意见。先是，受陆贾《新语》十三篇，弃鞍马而以礼法治国；
又命叔孙通立朝典礼仪，乃立帝王之威严，武功自此转为文治。文景之世，
以垂拱而治天下，使经历百年战乱之苦之百姓得以修生养息，经四十余年之
生聚，国力渐盛，至武帝即位时而臻于极致。值此之时，为更有效管理偌大
一帝国，于那个时代而言，加强中央集权之管理，势在必行。是以乃有广川
董仲舒，倡儒学而谏黜百家，并杂阴阳五行之神秘主义于儒学中，而创天人
合一说，予皇权天授以理论支持。沿袭近两千年并著称于史册之汉代中央集
权政治制度，至此渐次建立。
具有中国儒家独特风格之中央集权制度，以汉、唐两代最为昌著，并著
称于史林，至今为诸多历史学家所仰慕者，或有称其为政治制度之黄金时代
者。汉、唐之中央集权，实则潜伏有皇权、相权两权并行之模式；二者并相
挟制，具有诸多颇值玩味之特点。唐末经五代之乱，赵匡胤以区区一殿前检
校兵变立国，自然惟恐自己或子孙也遭受后周孤儿寡母之同样命运，所以乃
有杯酒释兵权，相权被削弱而皇权得到增强，于是中央集权渐趋极端；到了
明时，明太祖更以胡惟庸案为借口，撤销相制，收相权于己手，自此皇权已
不受任何挟制，而以皇权为代表之中央集权，至此也到了极顶。
汉沿秦制授三公九卿，唐承魏习设三省，改中书省为左、右仆射；宋大
体沿袭，但恢复中书省，并增设枢密院。唐宋基本为三省六部之政权格局。
所谓宰相（或宰辅，各个时期叫法有所不同。以下我们都称之为“宰相”）
，“宰”之原意为“副”，或“辅”，原指王侯祭奠祖宗天地时，负责宰牛
羊这样祭品之家臣。由此引申，所谓“宰相”，实乃指为皇帝之家臣，由皇
帝所雇佣来管理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么大的家天下，皇帝一个人是管不过来的，因此就要雇些管家来管，就
是宰相。宰相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据有无上之权力
。汉代设立相制时，考虑到如果不给管家们以一定之权力与自由，尤其遇到
昏庸糊涂的皇帝时，会对管理天下不利－－毕竟天下乃皇帝之“家”，天下
搞坏了，也就等于把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家”搞乱了，他们还是要
心疼的；比照一下有如唐人街里的老太太，对自己房子的心疼的程度，就不
难理解了。不象今天，人民当家作主，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结果有些当官
的，反而要大手大脚不心疼了，这就叫做“仔卖爷田不心疼”－－如此，便
形成相对独立于皇权之外之相权。
单靠三公九卿或三省六部，还是管不过来的。因此他们还要去雇人，这
些人由宰相雇佣管理指挥，由此层层而下，便形成了官僚体系，即所谓的“
政府”。以皇帝为首之皇权集团，构成内庭；而以宰相为首之相权集团，构
成外庭。宰相之任命或者撤换，由皇帝裁决，因此相权最终仍服从于皇权；
但百官之考核、任命与撤换，虽大抵须经皇帝钦准，实际却由宰相裁决，而
皇帝并未细致介入。因此，宰相在受皇权制约之范围内，仍具有相对独立之
地位和权力。以内庭为基地之皇权，和以外庭为阵地之相权，便构成了汉唐
中央集权统治中两条相对平行之线索。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我们现在都以为皇帝的圣旨乃金口玉言，不得了，
说了就得办，不办就是“抗旨不尊”，死罪难免，比如乾隆让刘墉去投水自
杀那个故事，大概就妇孺皆知。其实在汉唐两代和宋的某些时期，从制度上
讲就不是这个样子。首先，正如前面所说的，外庭之官僚机构中之官员授受
迁徙等，是宰相份内的事情，皇帝基本是不能越级去管的；如果皇帝有意见
，可以下个圣旨到宰相那里，按照手续经由三公严格审核。他们若同意了，
再根据程序一级级地下发执行。在三公或三省那，无论到谁那若不同意，都
可以把圣旨用信封封好，盖上戳，再原样退回，不予照办。这就是宰相所拥
有的所谓“封驳权”。由此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宰相和皇帝之间，也不是绝
对的服从和被服从之关系－－当然，如果皇帝执意要办，他最末的一招，是
把宰相换了，另外雇个听话的。比如唐太宗就老动这样的念头，很想把魏征
解雇了－－可惜他惧内，所以总是没达到目的。
还可以举个很有名的例子，是武则天亲政时之事。武则天的残忍是很有
名的，她养了两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酷吏，周兴和来俊臣，搞得大家人人自
危。文字狱大抵即始兴于其时。但武则天不幸遇到一个极不听话的恁老头，
三朝元老梁国公狄仁杰。有一回，武则天想依太子例分封自己的侄儿武三思
，以让他在自己死后可以名正言顺地承继“大周”王统，从而彻底废除李唐
正朔。她自然先是装模作样地征询群臣的意见，大家自然只有唯唯诺诺。狄
仁杰当然知道武则天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于是一捋胡子就跳将出来，指责
武则天说是“从来作母亲的都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你现在自己有孩子不封，
却封个和你没甚么关系的异姓小儿，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搞得武则天很
不高兴。这样搞了那么几次，狄仁杰丝毫也不肯让步。由于他是宰相，他反
对，这个封爵大抵就没法办。最后武则天真火了，在堂外架了个油锅，说狄
老头你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把你烹了。没想到狄仁杰哈哈大笑，说你把我
烹了就烹了，我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你能拿我怎么着？说完转身就朝油锅
那跑。把个武则天吓住了，赶紧大叫“快把他拦住”－－结果这个事情终于
还是不了了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梁公九辩”。
但毕竟宰相是要听皇帝的。如果老这样让两个人僵着，面子放不下，总
不是好办法－－尤其如果皇帝心胸很狭窄，那么可能狄仁杰不用九辩，第一
辩就给炖了吃了。汉代在设立制度时，大抵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就专门
设置了个大概叫“台谏司”之类的机构。行政上他们只归属宰相管，皇帝管
不着；而且官阶通常并不高。然而他们的职责，却专参皇帝，监督皇帝的过
失等等。而且专门有规定，即无论谏议大夫参了皇帝什么，都不得杀他，因
此他们拥有特殊的“外交豁免权”。宰相到皇帝那里开会时，通常就把谏官
带在身边。遇到皇帝无理取闹或对宰相有无理要求时，宰相不好说话，怕闹
僵了，就让谏官来参皇帝。这样，一来皇帝和宰相之间避免了正面的冲突，
二来即便皇帝对谏官不满，也可以把旨意传给宰相，让宰相悄悄摸摸地把谏
官换了就是了，反正人有的是。通常从台鉴司卸任的谏官，会赢得清名而被
人尊敬（因为他敢参皇帝），而宰相也很感激他，因此每每总去补肥缺，而
大抵不会受苦。这样台鉴司就起了调和皇权和相权之间矛盾的作用。前人之
设计政治结构，真可谓煞费苦心。
但到了宋代，由于赵宋立国不光彩，大抵就要以更加的集权来坚固自己
治国之信心。有史家说这是自卑心理导致的。譬如后来之明太祖，由于自己
没读过书，就对知识分子极不客气。又自己曾当过和尚，结果如果有人在奏
章或者说话中提到譬如“秃”呀什么的，那就完蛋了。清代也大抵如此，因
为满清为异族，自知自己在文化上低中原一头。结果就引致变态的报复。而
这两个朝代文字狱之兴为史来罕见，统治者的自卑心理不能不说是关键的原
因之一。
要想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把相权之势力范围渐渐地挤掉。譬如原来用
于监督皇帝的台鉴司，到宋时却反用于监督宰相。结果他们不但不帮宰相说
话，反还成了皇帝设置在宰相身边的耳目。这就使得宰相的地位相当被动。
同时宋时曾出现了皇帝绕过宰相直接封官授爵、干预外庭的运作的情况。举
个例子。宋时曾出了种被时人称为“斜封官”的官职，就是皇帝绕过宰相，
直接任命外庭官员。不过大抵那时还没有成例，总还有些不好意思，因此装
皇帝签发的委任状（本来应该由宰相签发）的信封封口故意设计成斜的，再
由中官直接送交本人。这样的官员由于出身不正，在那时是颇受歧视的，所
以被人讥为“斜封官”。这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相权的渐渐丧失。
不过在这个时期，宰相大抵还有些权力。可以举个例子。大概是宋真宗
时，有回上一任宰相被皇帝撤职，可新宰相一时还没合适的人选，而造成相
位空缺。结果是外庭工作不能正常执行，同时皇帝有新的旨意，竟然还没法
执行下去，因为根据规定，皇帝的旨意必须要经过宰相的同意才能办理。后
来有人想出了大概是唐肃宗时曾有这么个类似的情况出现，因此就依其时例
办（我们知道，前人重的是“成例”），才算把问题勉强解决。
到了明代，相制取消，只留六部办事，情况就更差了。皇帝在内庭设置
了个秘书处，也就是所谓的内阁，置内阁大学士；结果遇到暗弱的皇帝，本
来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每每反而成了实际上的政府乃至帝国首脑，典型
如神宗时的张居正。而内阁由于地位关系，常常又会和宦官相勾结，从而造
成宦官干政，甚至连张居正也不能免（实际上，时人责难他的，这也是关键
的一条）。如此就极易造成政治的腐败。清乃异族统治，汉人除了到了清末
算是真正出了点头，出现了如曾国藩那样权倾朝野而人主不忌，至少到乾隆
之时，汉人还是很受歧视的。清之皇权之大，实在也到了极致。这当然也有
必要，因为它不但要预防着汉人的造反，即便是同族之人，也需要提防。因
为满清立国之初，皇太极出端于八大贝勒，八大旗主曾盟誓称各旗旗主平起
平坐，不得违逆。但到了顺帝时，却依多尔衮之力以自己掌管八旗中最重要
之两旗而挟制其他，从而尽收八旗权力于己手。但其之有天下，终竟多赖八
旗之力，因此心里总还是发虚的。根据前述之恐惧自卑必反增加集权欲望之
原则，这终于导致了满清统治者对双重极权之欲望。
由上述亦可知，中国历史中之中央集权，自汉时起，一路下来是渐渐被
得到加强。而加强的重要标志，就是相权被渐渐的削弱、最后终至于被完全
剥夺。钱穆先生在谈到这里时，曾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在汉时，三
公九卿的地位是很高的，上朝都有凳子坐。到了唐时，基本来类此，尚书、
中书、门下三省首脑也很受尊重。但到了宋时，就只有站着了，甚至连开国
元勋赵普，也未能例外。不过宋时，宰相大抵还有足够之威信，至少皇帝还
给他面子。到了明时，宰相没了，当官的无论官阶多大，如果得罪了皇帝，
也会当廷受辱，如被扒下裤子打屁股，甚至立马拉下去剁了；而到了清时，
就更糟了，对皇帝还要三叩九拜，说话都不让站着说了。当官的连个人尊严
都不能保，而皇帝的威信及建构于其上之集权，自然就达到极顶。从这里我
们也可看出自汉至清之中央集权程度不断加深的一个明晰的线条。
当然，由于相权最终还是要服从于皇权，前面所谓的两权“分立”，归
根结底还只是一权独大，也就是皇权。因此，虽然先人在设计政治制度时，
已经尽可能想到各种不利之情况并作了对策，但由于终竟要受“家天下”之
局限，其之根本问题总无法解决。而况再好的制度，毕竟也是由人来执行的
（这几年我们拼命地在制定无数的法规法律，也是如此。法律如果被执行，
一条就是一条；如果不被执行，一万条也等于没有）。遇到圣明的皇帝，执
行起来会好一些；但如果遇到昏庸残暴或糊涂暗弱如两汉末年的皇帝的，则
一切也就都不算数了。这最终是由于“家天下”之根本不合理性所必然决定
的。毕竟所谓“家”天下，如果遇到贤子贤孙，可能会爱惜家里的一砖一瓦
；可如果遇到个败家子，整日吃喝嫖赌，则即便有再好的家规祖训，家当该
当还是要被当，该砸烂还是要被砸烂的。
※ 注：本文为信笔所写，诸多事例只凭记忆。等以后如果有兴趣，必再查
证修补。读者但以它为介绍性读物，非严谨之史学证稿。
9/07/1999
◇ 下 ◇
由秦、汉设立的皇权之内的相制，是皇权为了更好地维护其自身之利益
而设置其体系内之约束力量。然而这个力量终于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及对历
史机遇的把握，而如十七世纪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独立出来而成为和皇权相
对立之权力，实现由封建君主制之“朕即国家”到近代西式民主之质变性飞
跃，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历代改朝换代之革命者或封建君主，也一直
未能出现如华盛顿那样的杰出人物，使得中国两千年来之政治制度总在君君
臣臣的圈子里徘徊，并被越框越紧，而终于导致十九、二十世纪之全面政治
制度之危机，这也每每要让读史之人扼腕叹惜。相权发展到宋、明、清，非
但不能突破皇权的限制，其权力反而被一步步地剥夺，最终竟归于无有，而
国家权力竟逆历史潮流而最终被尽数集中于以封建君主为首之皇权集团之手
中，达到彻底之专制集权，个中原因，实在要引人深思。
要理解其为何如此，或许我们首先有必要探察历史之源头，对儒家及其
所建构之上之诸如仪礼周官所设计之秩序，作一彻底反思。
前文已说，汉代基本就已经奠定了沿袭两千年之中国历史之政治制度。
尤其在汉武及前后诸朝，形式发展基本完备。如果从中国传统哲学之角度来
说，规定其之最高范畴乃超越于俗世之上的“天”、“道”，所谓“天不变
，道亦不变”。只有“天”、“道”是绝对的，而俗世之人生，则是相对的
；而俗世之相对性，又是由“天”、“道”之绝对性所规定的，所谓“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指的就是俗世之相对性存在，乃是超然
之绝对的“天”、“道”，将其“权力”逐步下放之结果。中国之所有哲学
、及建构于其上之文化、政治思想等等，都是立根于此最高之绝对范畴而铺
演、展开。
我们知道，任何的俗世的权力，要想更好地达到其之控制之目的，必然
要试图将自身绝对化到不可动摇之地步。在相对之俗世中要寻求绝对之权力
，显然必要依附于超越俗世之绝对理念并与之相勾结，以建立其存在理论基
础，在我们来说，也就是和“天”、“道”相结合。此所以武王伐纣要假天
之名，而历来之造反者要挑战当权，必要打出“替天行道”之旗号，其目的
不过是借绝对之“天”、“道”以证明自身行为之合理性。
但这样的绝对的“天”、“道”之下所扶持的权力，在西周之时尚处于
蒙昧的初民状态。而再经历了春秋战国横亘数百年之纷争，王霸轮流，王权
不再神秘，则原初的蒙昧之权力神秘状态，几濒破产。这样的状态，显然是
一统中国之家天下之寻求绝对权力之封建君主所绝无法接受的。在经历了秦
之一统和汉初之实践后，将连年战火中散落于俗世之权力重新绝对化，又提
上了日程。因此，这个时候董仲舒来倡“天人合一”说，其实正暗合了历史
潮流和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汉武汲取董仲疏之“天人合一”说，成功地把经战国纷争至汉初曾被暂
时下放到俗世之皇权（如，汉高乃一布衣，大抵是到那时为止的第一个平民
皇帝），绝对化、神秘化。从此，皇权更成了名正言顺不可动摇的“天授神
权”。由此或许我们就不难看出，汉之后之隋、唐、宋、元、明、清，从某
种角度来看，实际上正是不断地去实践董仲舒的将皇权神秘化、绝对化之过
程，不断地将俗世的权力，又一步步地回收于“天”、“道”之中，实际上
也就是将权力收集于彼世之“天”“道”于此世之代理，“天子”之手。
正是通过这一巧妙的设计过程，皇权得到了绝对化；到了最后，终于使
它得以彻底地“脱离”俗世而存在，而成为俗世中之不可动摇之绝对权力。
董子之说之影响是如此之深远，同时这一权力回收过程进行的是如此之缓慢
，使得甚至在本世纪中国的一系列社会实践，仍可以十分鲜明地看到它的影
子，而总难于跳出历史的怪圈。
厘清了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即可看出，中国要想实现民主化，必要经
历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首先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取得一些根本性
突破。
这主要分两方面。从具体的俗世上来说，是将被神秘化的权力还俗，也
就是将被董仲舒神秘化之被祭到神龛上的皇权，请下来，请到俗世来，还它
以本来的面目。这实际上是对董仲舒的第一层否定。只有权力不再被神秘化
、绝对化，真正的民主才有望得到实现。事实上，本世纪以来之诸多先哲，
正是不懈地从事此样之工作。然而，也正是基于前文所作的对两千年来之中
国政治制度流变大体框架的分析，使得我不得不要说，中国民主之过程，无
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恐怕还需要有相当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然而第二种，也是更根本而更加艰巨的，是对董仲舒所建立起其之体系
之基石，进行否定。换言之，也就是对支撑起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乃至于整
个中国文化之“天”、“道”这样的哲学理念，进行彻底而深刻的反思，并
寻求找到突破口。如果不能实现对如“天”、“道”这样的范畴之根本突破
，以实现我中华文化之一次自我否定之根本的哲学飞跃，则我可以断定，这
一过程将无法根本得到完成。这个早该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被完成的理论
飞跃迟迟未能到来，乃引致我近代之全面落后于西方，不能不说是我们文明
发展的一大痛心事。
路漫漫其修尚远，我辈也只有上下求而索之了。
9/08/1999
附：
◇ 小议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内阁制 ◇
诸葛谨
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权力机构构成，还是要从秦朝开始。在战国时,
秦悼武王二年开始设立左右丞相.秦也设过相国.曾有个叫苏秦的人,一度同
时兼七国相职,真不知道是否真正有什么军政实权.自秦统一中国起，标志集
权的中央政府真正建立，并设郡县制. 在皇帝之下,设“三公”（丞相，太
尉和御史大夫〕制。
汉初基本保持秦制,初设相国,后改为丞相.西汉末改成大司徒；原来的
“三公”改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即所谓“三司”共同负责军政事物
。汉成帝时开始设尚书五人，实行“分曹办事”，开始了中央集权下的首长
责任分工制。东汉开始设尚书省，又称尚书台，中台。尚书省的出现，说明
尚书权力增大，三公权力的削弱。秦汉时代，虽然皇权有绝对权威，但三公
或三司的权力也十分显赫，几乎是制约皇权的唯一体制上的约束。比如赵高
，李斯和谋扶持胡亥上台，谋害扶苏就是“三公”谋逆的一例。还有汉高祖
欲废太子盈，立如意，就是因受到重臣反对而搁浅。后来吕雉称制时，双管
齐下。不仅大封异姓王以加强外势，同时把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削权，并任
命吕产为太傅，才控制了中心权力机构。三国时代，又出现董卓进京和曹操
弄权，生动地写下一幕又一幕的宰相挟天子以令诸候的历史。到了魏文帝曹
丕时，为了遏制权力过大的尚书台，开始另设中书省，首席长官称为侍中。
拿现代的术语说明，中书省相当当今的总统秘书处，是皇帝的第二权力班子
。后来逐渐地中书省成了决策机构，尚书省反到成了执行机构。这种架构一
直延续到南北朝。晋朝一度把中书省改成门下省，但是职能上基本上还是皇
帝的决策班子和秘书班子。汉平帝时,王莽封称宰衡.意思是殷汤时伊尹官职
叫阿衡,周武王时周公的官职叫大宰.王莽的居心何在很明显的.
到了隋唐时期，开始形成决策，审议和执行三套马车并立式的国家体制
，即分权而立,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大体系。其首席执行官分别称
为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其地位和职能就是宰相，统挟百官。三省之下又
分六部，史，户，礼，兵，刑，工。部下设司。当时的部长称为尚书，副部
长称为侍郎。三省六部的国家机构体制，从隋唐到明清虽然每个朝代有些改
变，但基本架构未变。
三省制到了唐太宗手中，废中书令，改成左，右仆射。一方面凸显了“
总理”职能，另一方面分左右两套体系,分权加以约制.唐太宗是个不肯轻授
人官职的人,所以在他手中,常常在其它官职上加上"参议朝政","参知政事,""
参议得失"的名义行宰相之权,但并不封官品.这种形式一直沿续到宋代,演变
出"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正式宰相官衔.
五代沿用唐制，不同的是增设枢密院，其主要职能是集中处理军机大事
，同时参与内政。
北宋时代，在中书省加设政事堂，又称中书，其职能和枢密院平行，分
掌内政和军事，从而有“二府”制更趋完善.在宋神宗时,正式废除平章事,
改尚事,左右扑射为宰相.宋孝宗时,又改左右扑射为左右丞相.至此,宰相又
复称丞相.
元代废除尚书和门下省。以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分掌内政，军事和
督察三权。基本上还是三省的框架。
明洪武时代，废中书省，也就是废了宰相一职。由皇帝直接指挥六部。
为了能应付繁重的政务，明太祖仿宋代殿阁学士制，设大学士，直接成为皇
帝的决策顾问，形成了大“内阁”。事实上明代的大学士“内阁”的实权高
过历代宰相。值得一提的是，自明代起，国家机构中出现特别机构－－－特
务。中国最早有规模有实权的特务制度，并成为国家机构中的一部分，开始
在明代。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就是特务制度下的产物.
清代继续沿用“内阁”制。并演变成“议政五大臣会议”，五大臣取代
了大学士的职能。为了保密和处理重大军国大事，雍正开始设立“军机处”
，直接向皇帝负责，处理要务，任免官员，发布命令。大学士的大“内阁”
也就名存实亡。清代的大学士并不具有宰相的权力和地位.军机处才是名符
其实的宰相小内阁。
09/07/1999
◇ 中国政治史中的道德作用 ◇
林迷糊
在谈到对皇权的制约的时候，CG注重的是体制方面的东西，我则以为
对皇权最大的制约，恰好也是皇上他老人家最厉害的工具：那根道德大棒。
就以明朝来说，作为一个皇帝，他可以数千数万地杀人，但前提是，要
能把对方装进“谋反”一类的袋子里去，他可以把百十号大臣挨个打，但如
果一本奏章都不批，不用几年，就会有人愿意拿身家性命赌博来除“昏君”
。设立豹房的武宗就是这么个例子。不少史家认为，武宗倘非死得早，大约
也难以善终。在君权至上的社会里，体制的制约其实是道德制约的表现，而
道德制约的背后，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是实力制约。所以，朱洪武可以
威风到在胡惟庸死了十年之后旧案重提，仍可把自己的七儿子七儿媳吓得自
杀(别人更是脑袋搬家)，却还得听解缙当面批评他。而解当时还什么官都不
是，只是刚中进士。杀他没什么不可以，只是杀一个十九岁的天才进士名声
太坏。名声这东西，是皇上的生命线。
从纯粹思想的角度来说，道德大棒的底线是忠孝，有除昏君的内容，但
没有防止明君成昏君的构想。所以，我以为在制度上也不可能走向对皇权更
制度化的制约。这样的想法实在太超前了。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说，我以为，如果一定要说有机会，这机会也只能
在明代以前，洪武的大诰三编，实际上成为皇帝直接与民间结盟，反对官僚
体制的腐化的开端，朱皇帝敢于以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不遗余力地向民间推
广他的大诰，事实上已经说明，对于当时中国民间的经济及其社会结构组成
来说，最突出的问题并不是对君权的限制，而是对官吏，对地方富豪的制约
，此后政治制度的演进，基本上都走得是加强对官吏的管理的路子，如果要
在深入追究下去，我怀疑原因会走向经济方面，平均的思想，已经均富等于
均地的现实，都是这种结盟的基础。其实，在明以前，不到不得已，民间也
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大约离不开双方在土地问题上的这点共识和本质上
求“不变”的契合。权力没有制约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怀疑，是民间没有支
持这种制约的动力与需要。
不管原因是什么，看看大诰上血腥的文字(杀进士多少多少名，如何亲
自审问折磨毒品贩子，杀人多少多少，等等等等)，想想这样的文字可以大
力推广于民间而确实得到欢呼或者沉默的甚至不经过考虑的认同，就知道限
制君权其实实在没有大气候，也没有小气候。所以我以为历史上并没有什么
机会，也就没什么可以可惜的了。
09/0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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