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论诗
羽箭论诗道：“诗第一还是要讲立意。一首诗看了半天，没看出个意思
来，除非你是在避文字狱，通常都是失败之作。”此个论断，我以为大可商
榷。
写诗确先需立意。惟格调高雅，意境清远，才可能成为好诗。然而后半
论调，就很成问题。因为评价一诗为成功抑或失败，总需有一定之标准，且
此标准必是人人可接受即相对客观者。譬如写律诗要讲格律，这是基本要求
；出格背律就不是律诗，也大概无可争议。然而若以一首诗是否易懂来裁决
其之好坏，则过于牵强而站不住脚，因为懂不懂乃根本主观，和主体紧密相
连，又岂能以之来作客观标准呢？
宋人袁燮论诗称：“古人之作诗，犹天籁之自鸣尔。志之所之，诗亦至
焉”。天籁自鸣，自不等同于人人能懂。且不说世易时移、今之人人皆知之
常典也将渐渐成为旧之冷僻怪异之典故，譬如诸如《诗经·国风》这样本采
自田间巷尾之章句，今人若无注本，大抵无从读起（今人刘云兴著《诗义知
新》，对《诗经》之每一句，几乎都考证出一大篇文字来，即为一证）。即
便对无多少故典的诗来说，也难定裁。譬如白香山的诗最简朴，街头巷尾人
人能传诵之；杜工部的诗，好懂的恐怕就不是很多：“香稻啄馀鹦鹉粒，碧
梧【木妻】老凤凰枝”（《秋兴八首》），颇为磕牙；有人将它改为“鹦鹉
啄馀香稻粒，凤凰【木妻】老碧梧枝”，虽顺畅易明，却被诗家讥为点金成
铁，“反而意宽”（沈括语）。而若再言及李义山等的诗，则恐怕就更不好
懂了。“锦瑟”寥寥五十六个字，千年而降解法无数，便博学通识如钱钟书
，大概也不敢说读懂了。然而这也并不防碍它乃公认之好诗。李杜的诗大抵
总比香山诗要难读，然而恐怕也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他们二位的诗写的比香山
差。由此可见，诗好懂不好懂，实不应作为评价一首诗是好是坏之标准。
好诗犹如一高层宝塔。观者拾级而上，层层所见，风景各异。而能否随
同诗人渐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览无限风光，则要看看客是否有与诗人共鸣
之诗心意境；若无此共鸣之心在，不怨自己之无造化而反要责怪诗人之不工
，则实在有些倒置因果。“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所吟出的诗或字字平
实，若一看字字认得就以为能懂得原作者的本意，那三年功夫也实在太白费
了些。而况同一人读同一诗，不同心境不同年岁所解必难而一；对同一诗，
不同的人也会各有各的懂法。同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国破家亡之时读它，或会引人或泪雨磐沱，或血脉迸张；而如果让一些在异
国别墅里悠然自得地栖居的各样现代隐士高才们来读，大概最多只会当作饭
饱酒足之后附庸风雅作开胃小吃的一时吟诵罢了。到底哪个是真读懂了？若
现在就没人能懂，则以今人来论，那诗岂非要算失败之作？
诗本乎自然。自然何谓？发乎心动乎情尔。若所发之情伪而不真，则诗
气不存，诗意又岂能得哉？至于用何形式，则实应由作者自便，并无定则。
袁子才《随园诗话》载，一目不识丁之孝子在其母去世后悲恸已极，脱口而
出成一诗曰“哭一声，叫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此诗虽再
素朴不过，然而字字含泪，声声带血，纵铁石心肠之人也未免要闻之伤感，
自是好诗。而陈寅恪在双眼复明无望毅然返国途中所写之《南朝》诗：“金
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
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此诗
几乎句句用典，多数人读来十分费劲，要说读“懂”自需下番功夫。然而读
者或总能多少明白些诗之意旨，又有谁能否认其亦要是好诗呢？然而如果为
求形式符合自己之所好，而必要责怪其中任一方，譬如要求陈寅恪学田夫之
作法，以求通俗易懂；或要强迫目不识丁者学陈寅恪用典，以滋雅调，那才
是天下第一等荒唐之事。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
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论乃评诗之绝妙论道。然而人与人各异，嗟
叹之形式、手舞足蹈之姿态亦各不相同。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形自异也，神
可一也。只要各各发乎本心，作真而不为假，诗心具焉。金圣叹道：“诗非
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心欲说出之一句话耳。”话虽如此，
然不同之人，即便面对同一场景，其所欲说之话又如何能相同呢？同表惊喜
，文质彬彬的书生可能会先“呀”一声、再咿咿呀呀美文一篇；妩媚低回的
深闺小姐可能会粉脸彤红芳心乱跳嫣然无语；而如果是土匪，则或先把毛茸
茸的小爪丫子朝大腿肉上狠命一拍，口中大吼一声“哇塞－－－Ｘ他妈的！
”所欲表达之意一也，然而其辞其形，却实在是大有不同了。类似地，作诗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诗之道亦大矣，故李贺孟浩然氏更要骑驴寻之，所谓“诗思在灞陵风雪
中驴子背上”。“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
身相马九方皋”（宋·陈与义）。诗之道寓于神而不寓于形，在乎心而不在
乎体。如此，则论诗之法，又岂是一“懂”字了得哉！
05/0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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