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学术研究之一种。因此，它同样具有独立性。然而这个独立
性，不是指的为独立而独立，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为出惊人之言而作惊
人之言；而是指的和世俗功利划清界限，从而以一种尽可能无偏的心态，立
足于历史事实作一番独立的解释：虽然这样的解释通常不太可能完全客观，
而是深深地打上观察者的烙印。
学术的目的，是为了探求描绘了真实性和规律性之真理；真理乃独立于
任何个人或利益集团之客观存在。因此，学术研究之手段，也必须独立于任
何利益集团或个人之目的。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历史研究之独立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研究本身独立于世俗权威之干扰。这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须具有
之特点。因为学术如果在未展开之初即先预定框架，划地为牢，则一切创新
就无从谈起，从而学术本身就毫无生命力可言，更无法展开发展；学术更有
可能沦为世俗权威实现其自身利益和目的之手段或帮凶。这就根本上背离了
学术的目的。
其二，将个人情感和事实考证尽可能分开。因为一切的历史研究，一旦
和情感杂揉一处，则难免会在追溯清楚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之前，即偷懒匆
匆先下定道德裁断。此概因事实裁断难下，而道德裁断则人人能够作出；而
一旦道德裁断已下，则诚如黄仁宇所说，一切就无有再探讨之必要和可能。
其三、将学术研究和个人强烈之功利心严格分开。因为研究者一旦为功
利心所趋势，则必难免于一切考虑皆为能否实现此一功利服务，甚至为此而
要不择手段，歪曲事实，或者以一种自撰的逻辑来解释事实，从而达到自己
之功利目的。此一点，是自古以来无数以功利心解析历史之人所惯用之伎俩
，尤其在给秦桧翻案之人如汪精卫之流中，更为多见。
学术可以带来功利之后果，但学术不能以功利为其出发点和目的。朱海
军多次放言自认其之一切“研究”，皆为实现现实功利之目的服务；而这也
在他的多次专立“怪异之论”并以之沾沾自喜中，表现无余。他之鼓吹面对
面性交、竭力为秦桧翻案等，其目的无不十分明确。尤在其试图翻秦桧此一
千年定案事上，其人未能提供任何具有突破性之新史证，而纯为作惊人之言
而立论；其所“特出”者，不过是以自撰之一套逻辑，来解释人所皆知之历
史事实。因此，其翻案手段，与吴三桂汪精卫之流，如出一辙。所不同者，
则后者为自己的卖国卖家之行径寻找辩护之借口；而朱海军则只为能换得自
己之“出名”而已。
关于朱海军为秦桧翻案一事，前我已多次撰文驳斥。有兴趣者可参考本
人所写之“宋史旁敲”系列。秦桧卖国一事，乃千年定案，所以称“定案”
，不只世俗约定，民心俗成；更因迄今为止之所有历史史料，无不彰显其之
卖国罪行，无可推诿。况有宋一代，史料充实；各相印证，论之凿凿。故后
代史家但有对此案有疑如陈垣者，疑多不在秦桧之是否卖国，而在于对诸如
杀飞和南宋偏安半壁之局面的出现，高宗赵构是否应该担当更主要的责任（
参考拙作《宋史旁敲·南宋初期军事态势述略》一文）。
作恶造孽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含冤受屈者，纵枉一时天亦不长亏之
。然而，历史所下的道德判断，终必还是要以事实为基础。袁崇焕之死，虽
有不知真相之民众生噬其肉，其时即已有人为其鸣冤不平，更有义士自愿与
其共死者；袁崇焕死后不足百年，雍正即亲为之昭雪。而秦桧其人生前即试
图以权干史，销毁罪证，惜乎天理自在，人心昭昭。他纵能以相职大权在握
一手遮天，颠倒黑白，他又岂能骗得青史？故待其死而肉尚未腐，高宗即有
忏悔之意，既迫于民心压力，亦或心愧难奈耳！岳飞未几即为昭雪，秦桧等
则要长跪于其坟前，遭万世唾弃，盖罪证确凿，天理人心如此，岂能赖得脱
得？千年而下，纵有三两个欲效其卖国卖家之辈如吴三桂汪精卫者流，时时
为其一张舌簧以为自己换取良心慰藉，然终不能得逞。概其人乃中华民族一
大罪人之恶名，又岂是光凭三寸不烂之舌能推翻得的？
世俗成见或有黯于事实之不彰而多不当者，正该由历史学家细细剖析之
、明辩之。然而一个学者，也决不能为了要“出名”而专出怪论，不与俗同
，甚或为此不惜出狂言妄语，如此则背离学术道德亦远矣！要想在学术研究
中“成一家之言”，不是靠故作惊人之语和投机取巧能得，而必须依靠扎实
的功底和一平如水之心境，一步步地达到。同时，作为一个学者，尽可能保
持其学术研究之独立性，乃是其之基本学术道德和品质要求。若以此为自夸
之借口，则实在可笑之至。同时，我个人建议朱海军先生在没有把这两点搞
清楚之前，宜于慎言；否则那样立出之“论”，不但不符合一个历史研究者
所应该具有的职业道德，而且最终除了贻笑大方之外，必不能给他带来任何
一点额外的好处。
05/2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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