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了六月四日了。
十一年前的这个日子，无论具有怎样的历史色调，无论曾经和将要继续
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也无论人们对它的评议有怎样的差异，有一点大概是确
定无疑的：即它将由于它所曾和将会继续具有的影响，而成为当代中国历史
中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片断。
然而，六·四不应该被割裂开来，做为一个孤立的日子来记忆；而必须
把它放在历史演进的前延后续中来辨析，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认
识。从浅层角度来说，它应被置入始于此前数月、即至少起始于方励之上书
邓小平要求释放政治犯之公开的民主化运动中去考察；从较深层角度来说，
则应倒退至从改革开放之后外部思想蜂拥而入、美式民主化思潮在中国开始
酝酿孳生、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渐渐激发激化算起；从
历史之长程角度而言，则考察的时针更需要倒拨至明朝中后期，东西方势力
对抗之平衡所发生的战略转化，即东方在前此维持了近千年之久的相对优势
渐次丧失，西方思想开始展现出其凶猛的进攻势头。以前二者来说，六·四
事件是西方自由化民主化思潮在改革开放后所掀起的第一攻击波之暂时终结
；而就后者而言，则整个八九学运，实质上亦只是一个蔓延了数百年之久、
而且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西方优势势力向处于战略退缩和防御之东方堡
垒、所发起的一次次猛烈进攻中之又一次中等规模的肉搏战。
要评议六·四事件本身和它曾具有的后果，现在依然还为时过早。这不
但因为直到今天，六·四事件所依托之八九学运所激扬起来的尘埃，仍未能
完全落定而沉寂，加杂以其他各种利益集团之势力干扰，使得诸多错综复杂
的历史事实渊源脉索，仍然无法被挖掘理顺厘清；亦表现在大多数试图对它
进行评议者，仍然无法以相对平静的心情来超越地审视之，而是在对历史事
件进行细致辨析之前，预先完结了有利于自身的道德裁决；而此后所进行的
一切阐述，或只是为尽力证实此一道德裁决的彻底正确性加些注解，或只是
进行率真的情感宣泄，而毫无理性可言；后者则根本的是导因于迄今为止，
并无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无论哪一方－－能有足够的勇气和诚意，进行自
我的解剖和检讨。惟其如此，则此前进行的任何形式的道德裁决，都仍只是
为了逃脱自身职责而施展开的最纯朴而本能的一种排他性自辩状：这种状态
，无疑是对八九学运及代表其之终结的六·四事件进行客观考察和评议之最
为不利的阻碍因素。
然而，考察和纪念历史事件之直接目的，乃是辨析真相和汲取历史教训
。只有这一步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完成之后，道德的裁决才有相对坚实的基础
和可能以进行。换言之，对六·四之真正的评价，只有在它被超越出来、确
实地当为一个历史事件并进行历史的考察之后，才有可能完成。此前之任何
匆匆而下的结论，都只是立足于主观的臆断，而并不必然与历史的裁决同一
。如此，则任何形式的纪念，无论是试图肯定之抑或否定之，都还只是停留
在世俗情感之粗浅层面上，除此则无法提供更多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纪念
和评议既离开了历史事实本身之合理性范畴甚远，而离开最后之道德性的盖
棺定论，更又有十万八千里。
历史事件的合理性具有多层的含义：短程的和长程的合理性；理性的和
道德的、情感的合理性；要对它进行历史的评判，重要的是要考察其之历史
的长程合理性。
历史事件的长程合理性，和短期的、即时的亦即功利的合理性不同，和
情感的合理性又有根本的差异。大多数历史事件之发生，通常都具备了短期
的乃至情感的合理性；譬如南宋初期主和派之主张防守退缩以暂时自保稳固
东南、明末袁崇焕之因试图和议而遭反间被杀、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的
大步退却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消极防御战略、乃至十年文革的发生，等等等等
，在其所发生之时代，大多都可以找出足够充分的情感甚至事实的短程合理
性解释。然而短程的情感的合理性，并不必然与历史的长程的道德的合理性
相吻合；以上诸事件若被放到历史的长程视角来考察审视，则大多就要得出
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
迄今为止之对六·四乃至八九学运的考察，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对其短
程的情感的合理性之辨析上，由此而得出或合理或不合理的结论。很少人能
从大的历史视角，来考察其之历史的长程合理性。当然，这个任务通常已不
可能由我们这些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或任何的与之利益直接间接关联者
来完成。我们现在所能作到的，仍只是从尘埃掀起的迷雾中尽力地睁开眼，
看清前面的路，或至少给后人尽可能多而全面地保存信息，或剔除绊脚石，
埋下前进的路标，以待他们将来能更便利而清楚地看清历史的真实。至于对
这一事件的道德评价，也只有等到他们根据足够翔实之材料、并把它们放在
历史的长程中去客观地审视之后，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作出。对于我们来说
，任何的试图跨越了历史的局限而匆匆论定，实际上都是主观的情感的功利
的、因此是难于真正地站的住脚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无可为之事。道德的终极裁决固然要有
待后人来完成，现实的问题却还需要我们来一点一点去作、去解决。在一方
面，八九学运曾试图正面挑战的问题，诸如惩治腐败、增进民主和加强对政
府行为的舆论监督，等等等等，在今天依然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在另一
方面，十一年来诸多社会问题反不断地恶化、社会道德标准更日益下坠、社
会风气和精神状况日趋颓废、而本对社会进步可以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之拥有
伟大的忧天下优良传统、和深刻的爱国热诚与拳拳报国之心的青年学子，在
后六·四时代则不得不被动或主动、自愿或不自愿地承受来自相关利益集团
的各种压制和诱导性暗示，以及自身的对血的恐惧、及由此而对现实采取虚
无主义态度之扩大化幻象化的病态倾向的外界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并为它们
所困倦、扭曲和吞噬，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责任、选择了逃遁现实躲避
政治的自我放逐的逃亡之路。所有这些，无疑都与八九学运及六·四悲剧性
事件，息息相关，并可以从它们那里寻得源起的线索。
要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就需要从既往历史中，尽可能地探索问题的缘
起和汲取教训；正是由于八九学运及六·四事件具有纷繁复杂的渊源背景，
因此对于所有的后六·四时代的理智而诚实的观察者而言，无论其之立场、
视角和观点，也无论其处身于怎样的利益集团中，首先都必须拿出正面面对
八九学运和六·四事件的勇气和自信、及自我反思和承当应负之责任的决心
和诚意，而不是匆忙地对它进行任何形式的终极道德裁决。对于六·四事件
的受害者来说，在事件本身未被彻底厘清之前将道德裁决暂时搁置，固然是
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然而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历史考察能够相
对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不会被其所阻碍和左右，才能确保我们的反思能超越事
件具像而历史地进行；惟此，对八九学运和六·四事件的道德评判才有进行
之可能，由此它们自身也才能获得本该具有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八九学运所展示出的一个事实，是国人包括学生既不缺乏激情、亦不缺
乏勇气、甚至也不缺乏理智；他们所缺乏的，是将激情、勇气和理智合理地
结合于一起的智慧，和将自身放入历史的长程中进行解剖辨析反思的勇气。
八九学运初期曾展现出来的理智和勇气、在后期渐次演化成割裂了理智的热
血和激情；而在六·四之后，这些热血和激情又顿然冰凉甚至消失于无形，
只剩下了理智的恐惧、颓废和冷漠、和这种恐惧颓废冷漠所支持下之互相指
责、谩骂、回避和逃亡；十一年过去了，这一状况未尝改变。而在另一方面
，有关当局及相关利益集团一直未能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正视历史，而同样
也是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回避和退缩；其后果则是在它们面前，竖立起了一
道无形的自我隔离的屏蔽高墙，从而与社会诸阶层渐渐脱节，甚至形成具有
一定的互斥对立情绪的局面。凡此种种，无不昭示了我们实际上并未能真正
从八九学运和六·四事件中，汲取到本该汲取的教训；这更意味着我们仍然
在不知不觉中，重复着前人曾犯下的一个又一个的类似的错误。
这，我以为才是今天我们，包括学子、市民和有关当局，所面临的最大
的问题，也是六·四所后遗的最大的悲哀。在我们民族付出了血的惨痛的代
价之后，我们并未真正地走向成熟。在对这点作出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之前，
对六·四的任何形式的纪念，即便抛弃了纪念者个人或者其所可能代表之利
益集团之任何可能具有的功利目的不论，那都还只是对逝去者的一种最粗浅
和浮于表面的记忆。八九学运和六·四事件只有首先被尽力地摈弃情感的干
扰、从装饰了各样包装和图案的祭坛上请下来，并被做为一个历史事件来冷
静而细致地考察审视，才有可能被真正厘清；而对它们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的纪念，也只有待到那时，才可能真正开始。
谨以此文纪念十一年前在六·四事件中不幸死难的所有无辜的同胞，而
无论其信仰和立场。
CG
2000年6月4日晨
06/0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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