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况下，就像
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
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
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
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
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阿·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
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这段文字，曾被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F.E.
Wakeman, Jr.）引为其两卷本煌煌巨帙《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的开篇辞。确实，托克维尔的这段话，再好不过地阐述了从古
以来几乎所有的先进之民族都曾不断地面临的尴尬局面：遭受文化上相对落
后之民族的武力挑战，甚至为其所鲸吞。几乎所有文明都曾在不同时期遭受
北方蛮族的强有力的挑战；然而没有一个民族能如华夏民族那样，曾如此长
时期地经受着北方的威胁，而且数度为其武力所吞噬；而最终，却又无一例
外地重获新生，并反将吞噬者裹入腹中。尤其到了相对晚近的时期，这种吞
噬与反吞噬的过程已变得如此的自然而毫无痕迹，使得当康熙皇帝不无讥讽
地嘲笑罗马教皇之试图操纵中国的基督教徒使其向教庭效忠、乃是十足的“
西方未开化野蛮人”之荒谬和无知之举时（J.W.Cohen, The Sextants of
Beijing），他显然忘记了这一年，即公元1715年前后，距离三藩之乱之平息
不过三十五年，离满清入关及随后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才刚半个多世纪，而
距其始祖努耳呵赤统一建州、海西、东海女真各部建元天命、随后以“七大
恨”誓师与明朝正式兵戎相向，及至吴三桂开关延清靖难，顺治帝移都北京，
亦尚不足百年：而在那时，以“野人女真”称闻于明史的满族，即便是其中
最先进的建州、海西女真分支，也不过刚刚完成了从“好田猎”之游牧社会
到“田业以资其生”之农业社会、从“箭镞昔皆用骨”、“屈木为镫，削鹿
角为镞”之原始状态到“造箭镞，皆淬之”的晚近发达状态、从“父子不亲
，夫妇无别”之原始氏族社会到“野人剽掠上国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
之奴隶社会、并进而到已具有阶梯式等级封建性质、但仍残存有氏族残余特
征和蓄奴成分的八旗制统治时期的进化历程（郑天挺编《清史·上》）。
然而，享有“千古一帝”之美誉的康熙皇帝，显然有其自得之资本。与
只懂得以武力征伐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不同，满清自始祖努尔呵赤开始，即
具有远大的胸襟和非凡的战略眼光，更懂得武力所能办到的事情，实在是很
小的；而况以霸而争胜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古来无有例外者也。
故虽然努尔呵赤至少在1583年他二十四岁时以杀父刺祖不共戴天之仇为名、
以遗甲十三副起家讨伐建州女真另一首领尼堪外兰时，即显示非常异志，但
他却更知道积蓄实力、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之重要性。其时，朱明王朝虽已经
历了嘉靖万历之漫长腐败统治而气息奄奄，却仍具有相当实力；万历时张居
正的变革，更曾也给朱明带来了几丝复兴的希望和生气。因此，他不惜率领
朝贡使团四次亲自赴京奉献贡品；坚决执行明庭之指令，“竭力维持与明朝
的隶属关系，履行作为地方官应尽的职责，争取明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不仅陆续把其部属掠夺的汉人和牲畜送还朝廷，而且还为捍卫明朝疆域的南
宁尽力”，以至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万历帝更晋升他为都督佥事；六
年之后，又被封为龙虎将军（郑天挺编《清史·上》55页）。万历二十年（
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努尔呵赤更主动请缨，以示忠诚，惜则
明庭未允。
在这期间，努尔呵赤之霸业，正在暗地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采用“
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之胡萝卜加大棒之策略，先以五年时
间兼并统一了浑河、苏克苏浒、哲陈、董鄂及完颜之建州五部，从而“环满
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在丰臣秀吉侵
略朝鲜时，努尔呵赤已拥有约三至四万骑兵、四至五万步兵，其精锐部队之
素质和实力，已被认为甚至胜过丰臣秀吉所率之日军（《剑桥中国明代史》
622页）。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呵赤又在古勒山以逸待劳，集中优势兵
力击败海西叶赫部所纠合之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三万兵，从而严重削弱
海西女真之势力；随后，努尔呵赤一鼓作气，征服了朱舍里部和讷殷部，从
而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1601年，吞并哈达部；1613年灭亡乌拉部，使得海
西女真仅剩下叶赫部依仗明朝支持残存；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呵
赤攻占库页岛，从而大部统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之东海女真诸部。1619
年，努尔呵赤最后灭亡叶赫部，海西女真彻底被吞并，至此，努尔呵赤统一
女真之计划完成。
努尔呵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即灵活应用了后来满清在征服并统治中国
过程中十分有效并获得巨大成功的政策策略。他实施征讨招抚并举之策，对
那些率部归顺之首领，总要委以重任、予以奖赏，甚至还以联姻收拢人心，
如万历十六年之招抚苏完部、董鄂部；对降服之众，愿留则留，不愿留则赠
予物品赐归，一如三百年后毛泽东所提倡的一般，以至于远近咸服，以为“
汗以抚聚人民为念，收为羽翼，不意施恩至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
同时，与成吉思汗不同，努尔呵赤更十分注重本民族文化之发展，于万
历二十七年（1599年），命巴克什颚尔德尼和葛盖“以蒙古字，合我国（即
满清）之语音，联缀成句”（《太祖高皇帝实录》），创制了满文；后再经
皇太极时达海之改进，满族乃有自己之文字。努尔呵赤更即组织以满文书写
满族史，记载政治、经济、军事诸事件；又建立档案制度，记述其本人及各
旗之事务，乃有《满文老档》、《满洲实录》传世。满文之创制更促进了教
育之发展。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呵赤更令在八旗中设巴克什（清入关
前读书识文者之称号），要求教者对入学之满族青少年“认真地教书，使之
通文理”，其子皇太极更令贝勒大臣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全要入学（郑
天庭编《清史·上》）。这些，都为日后满族能成功地长期统治中国，奠定
了坚实的素养及文化基础。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满族之创业者从一开始就具有远非蒙元诸流可比之
深远眼光。而这些高明的政策策略，更在满清入关并最终征服中国、及以后
在近三百年之漫长统治时期中，被一再地应用，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期
间不但曾驱使无数汉人如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等灭亡
故国不遗余力，更能一边把屠刀朝江南无数抗清军民凶狠地砍去，一面还要
朝自己脸上涂抹满周代天命仁政爱民之脂粉。康熙更采取招抚与镇压并用之
手段平三藩之乱、以怀柔政策消除汉人之反清意识；以一面厚葬崇祯帝维护
明室陵冢、一面却对明遗肘赶尽杀绝；一面对抗清者杀无赦绝不仁慈、一面
对降清者又一律重用、开科取士招揽士人等等等等之两面手段，最终达到制
服汉人之目的。其结果，使既便刚毅果敢如顾炎武王夫之者流也终于无可奈
何仰天长叹自放山野，而嘉定路无遗迹、扬州血流成河之时，曾以一首《圆
圆曲》名动天下的吴伟业，却仍要在“剖肝义士沉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
的哀鸣中，一步一颠地登上虎丘的讲坛。在那里，他将要阅读到一位年轻士
子所敬挽的“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的著名诗句。再过若干年，
也就是在康熙嘲讽罗马教皇之无知可笑之时候，遍布神州的血迹尚未干竭，
无数抗清壮士的尸骨尚未及掩埋，而诸如朱彝尊、施闰章等这些所谓的世之
大儒，早已急不可耐地在博学鸿词科中坐定，享受着“两朝天子一朝臣”的
优厚待遇，开始了新一轮的讲经说法、替胜朝陈迹作墓志铭、为新主子谱写
颂歌了。
诚如近代史家陈安仁在其《中国近代文化史》中所说：“蒙古侵略中国
是中国的第一次亡国，满清侵略中国是中国的第二次亡国。蒙古灭亡中国，
为期不过百年，满清灭亡中国，为期几及三百年。这就是蒙古人掌握中国政
权后政治的手腕，不及满洲人的能干；政治的眼光，不及满洲人的远大；政
治的方法，不及满洲人的乖巧。满清入关后的政治方针，是以收集民心为第
一事，如被蹂躏的城邑，有鳏寡孤独者给粮养之，大兵经过之地，得减钱粮
之半，额外征收尽行独免”。这些既都昭示了满清之与蒙元匹夫根本不同，
而此些最终引致成功的基调，更早在努尔呵赤创建后金国、满清尚未入关之
时，就已经奠定了。而当时间翻过三百年，这段历史几乎就要在神州成功地
原番上演时，我们或才更深刻地体会到，满清入关史于中国历史之意义、于
本民族内心深处之痛之恨，究竟到了何等剧烈之地步；更也要让人深深地疑
惧，疑惧于这样的痛史，是否还会在将来重演。
11/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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