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到古可不必厚，引孔子之不得志为例。孔子之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大抵已被人拿为千秋笑柄了。可不管怎样，他的东西泽被中华两千年，却 
也是不争的事实。对孔子来说，到了近世虽被厚今薄古的子孙来咒骂，却不 
料被洋人来肯定而奉为文化名人供奉起来，大概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又一 
个典型。有人说诸如敦煌的壁画经卷之类，如果洋人没偷走，不亡于日寇也 
必毁于文革。这话听起来固然逆耳，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惜敦煌的宝物 
不幸终于流落到了大英博物馆，让陈寅恪之流不得不远渡重洋到那里去取经， 
而至于有敦煌学乃其心痛史之一叹。否则再过五十年，它们大抵会如万寿山 
千佛阁上的无算佛头，被厚今薄古的神勇红卫兵小将们的小嫩手儿一挥，齐 
切切地尽数赶入后山福海里去喂鳖－－那样我们的历史又可多出一项“其乐 
陶陶”的“厚今薄古”的非凡武功了。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必有大多过时的东西。然而今之来必继于古之往， 
非有对古之取舍，又何来今之张扬？对古人来说，我们也没必要以两千年之 
后的新潮眼光来嘲笑他们那时思想的落伍腐朽并以之为得意，因为每一个时 
代的思想，必首先是生存并适应于那一时代。唯有那些能穿透历史的识见， 
才能积淀下来而成为人类古今之共有财富。我们笑古人，又安知我们不为后 
人所笑呢？ 

　　即便是厚古薄今，也需要细细甄别其实际上的含义。人既然生活在尘世 
之中，就总难免要杂揉于尘世之事，所谓“太上忘情，在下不达情；我辈居 
于中，乃困乎情”者。因此就免不了要为现实境遇之悲而悲，为境遇之乐而 
乐。一旦悲愤已极而想不出解决的办法，难免就会移情于以往，因为以往是 
可知的，而未来却不免于虚幻。所以陈寅恪被郭沫若者流赶入了福海，就只 
好移情于三百多年前之钱柳姻缘，借它以发无以发之幽情。其实厚于古，不 
过是对自己的现实有所非思罢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无须大惊小怪。人若痛 
必至于呼天呛地，号祖唤亲，何也？此心有所希冀耳。这又有多大的错呢？ 
如果把这样的移情不分青红地打杀嘲讽，则不是对达人所厚之古缺乏了解， 
就是太吹毛求疵了些。历史学家克鲁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不也是一 
个道理么？ 

　　然厚古必不可泥古，才有可称者。厚古而泥于古，即为迂腐。若厚古而 
能不泥古，则厚古实则“非今”。所以非今，乃因今有所不得不非者。不非 
今日，如何有将来？所以今必要非。今必要非而一时看不清可以非它之将来 
，于是暂时取古之可资鉴者以非之。所以古未尝必不可厚，厚古不必就是薄 
今，实则厚今而痛今之弊故必要玉雕之。非今和薄今，本有根本不同之点在 
。郭氏者流必将非今等之以薄今，不容辩驳，不过是欲要打鬼，必竖钟馗， 
醉翁之意岂在乎酒？个中道理，何需多言哉！ 

　　至于论到逍遥于世，原本也没什么大不了。然而自作洒脱的道家之徒是 
不是真的就洒脱如彼呢？我看不见得。如果桀溺之徒真的那么出世，他大不 
该去管什么子路，那么多事作什么呢？可他还是要管了；老子总该算是得道 
之人，何以还要留五千字？那岂不是多事？可见心中还是放不下这尘世二字 
。史来每到乱世，道家之术就格外嚣张。高明的政客，是所谓内用黄老，外 
施儒术。如此看来，我倒觉得潇洒的道，其实是很虚伪的；而儒家一派倒是 
显得太过实诚而反被背了无辜之骂名罢了。儒家者腐，道家者油，不是很明 
显的了么？ 

　　说故作洒脱的道家者流其实虚其内而伪其外，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后 
汉出了个严光严子陵，是汉光武刘秀的幼时好友。他就是一个据说独善其身 
且在历史上还颇有名头的放达洒脱之流，也很看不起在尘世混杂的兄弟们， 
包括那些竭尽全力拯救粟民于水火者。于是他就一个人跑到富春江边去钓鱼 
。可如果没人看见自己的如许归隐不仕的清高之举，未免有些心里不甘，所 
以就反穿蓑衣，还在那里放声高歌，大抵还经常跑调。果然很快就被人发现 
，作为高人被八抬大轿抬到刘秀那里很吃了几天山珍海味，更赢得了当今名 
士的名头，可谓名利双收。大抵所谓桀溺者流，所以留名，都靠的类似的手 
段。他如晋末后七子之街头裸奔，唐初沽名钓誉之徒之先隐后仕。他们大抵 
不费吹灰之力，也大可不必如孔子那样惶惶如丧家之犬。自己安安然，陶陶 
然，却仍赢得名士称号，收名利如探囊取物。这不是第一等的智慧又是什么 
呢？也难怪他们要看不起迂腐不得志如孔老二了。所以对他们，我一直是敬 
佩有加的。不幸后来出了个陆游，写了这么一首诗来悼念严子陵，其诗是： 

　　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 
　　更消莫说严光辈，直是巢由错到今。 

　　看来纵然巢、由高明，当时不必如孔子那边惶惶然，还颇留声名于后世 
，不料到千年之后却仍要被人拿来作笑柄。看来究竟该如何处事作人才可尽 
全，又岂是那么轻易就能搞得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