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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到上海去工作，其实完全出于偶然。刚开始是到某个集团公司的，没想
到那后人事处的领导干部说：你这人看起来又笨又蠢，拧个螺丝大概还要跳
帽，必定什么也干不了。我们这地虽大，但施行现代化养殖，只要种地能手
，你还是走吧－－于是我就灰不溜秋地回了北京，在母校一哥门窝里找个小
角猫着待业。心想上海那地那么挤、讲话叽叽咕咕“浓厮撒狞”什么的又都
听不懂，我还不想呆呢。
没想没过几天，和我关系一直很不错的副导师不知从哪里听说我在待业
，突然让一兄弟找上门来，说有急事要我到室里去一趟。到了室里会议室，
屋子里坐满了人。研究室的所有老师都在，还有两个岁数看起来比我大一点
的老头。但领头的我的导师却不在。副导师说：来，这两个是上海那个集团
底下个大所的，急需找个打杂的；上海人眼高，都不愿干那低级的活。大家
掰着指头点来点去，就数你合适：待业，水平低，人有点傻，没有拖后腿的
。有一个老头听说我来了，就凑了上来，举鼻子顶着我的脸，用典型的夹生
却象花生米样一粒粒朝外蹦的上海普通话敲我的脑袋。大意我倒是听懂了，
说是新近所里为丰富职工生活，搭了个大戏台。本年所里重点抓的一件大事
，是在年底前排练好一台戏：白毛女。计划转年春节前上演。上级领导据说
对这还颇欣赏，上演时不但那里会来几个快滚蛋的老头，大概还会邀请其他
要紧地方的牙口不太好的来观摩。所里时下自告奋勇报名参加的人不少。为
了表示重视，找了个部里和集团的家伙当顾问，所长导演、副所长舞台设计
、又找了几个无所事事的老头一起－－包括正朝我吐唾沫星的老头－－搞编
剧；所长决定亲自演黄世仁。说到这里，老头压低声音，回头指了指同来的
另一个戴着眼睛咋看憨厚细看不象好人的老头，说他将演杨白劳。白毛女待
定。现在缺一个台上台下搬桌凳跑腿的－－尤其是搬那个装杨白劳临死前喝
卤水的那个罐子。上海人多吃斋，这样的坏事不干，干了怕报应。大家想了
想，就你水平低，又有点傻，如果杨白劳真找上你了，你也没后顾之忧，你
来吧？不来我们这戏可就要砸了－－总不能让杨白劳喝牛奶吧？说着说着他
就把眼睛突出来，直朝我扔过来，打得我逢身一激灵。不过细细想想，打小
吹口哨笛子，经常吹着吹着就北风吹了。也许我和杨白劳还真有缘分呢？而
况我是喝米粥的鬼，难道还倒怕什么喝卤水的白劳鬼不成？这么一想，就答
应了。
整个过程，前后不过十分钟。他们倒是效率高，因为后来老头告诉我，
他们为怕担心我以后反悔，再找不着抱卤水罐的，吃中饭前就和黄世仁联系
，黄世仁当下就拿出小名册，在上面“杂工甲”一栏里用毛笔端正地填上：
中国鬼。
07/02/2000
（二）
在上海时住在徐家汇那。徐家汇算是上海比较繁华的地方。可惜那时兴
趣偏不在明史，因此竟连徐光启的宅院或者坟墓什么的都没去凭吊一把。只
不知那些现在是否还在？
那时住的是所里的集体宿舍。一堆单身汉，只有几个女的。男的是主流
，因此就舒服一些，不受多少约束。临近就有个菜市场，每天都有活蹦乱跳
的海鲜，而且价格并不算贵。虽然那时每月只有四百多块的收入（规定是硕
士过三月转正后升到七百多，我记得是提前转的，所以那钱算是白赚，用来
多买了点书），但除了买书外尚有不少盈余，每周仍可以吃那么两三次海鲜
。可惜那时不象现在，发现自己竟是有当厨子的天分，半闭眼睛哼着小调东
抓一把西凑一把随便炒出来的菜，常还老把隔壁一炒就糊的哥门的嘴巴搞的
直流哈啦汁。
到了晚上下班后，就见一堆哥门光着膀子挤在厨房里。厨房就那么四五
个灶，因此经常是几个人自动结盟一起炒。我刚去时因为工作比较忙，每天
也没个钟点，因此只好一个人买了菜自己炒。那时比较常吃的是青菜炒瘦肉
。第一次炒时，放了大半锅的油，瘦肉放在里面煎，结果一大块的瘦肉，最
后全都抽抽成了黑糊糊的小块。第二次炒，就只放一丁点油，结果炒出来的
菜糊的糊青的青，肉也没熟透。第三次，才总算把两个都炒熟了－－可惜忘
记了放盐。
没有冰箱的好处，是每天都可以吃鲜的。每天下班第一件事情，是把自
行车朝楼底下一靠，先到菜市场去买菜。买菜比较省事，如果没兴趣，随便
见到一个一挑交钱就走人；如果有闲心，可顺着小长条的市场来回走一遍，
然后看哪个比较顺眼的一指人家自会办好－－讨价还价是不必要的，因为不
会说上海话，张口反倒要吃亏。如果再有闲心，就在那里先欣赏一翻上海人
的讨价还价，虽然大多叽里咕噜听不太懂，但光看他们的表情，就是一门上
好的享受。
一回见到一个三十几岁模样的男的，在一个杂货铺前和另一个也是三十
几岁模样的老板争了起来。他先是讨价还价半天买了个小东西，大抵觉得有
点亏，临走时就从一个小盒子里挑了两个小木夹子作补偿。没想到被那个老
板看到了，气汹汹地要他放下；他叽里咕噜了半天，看老板不依不饶，只好
放下了其中一个；没想那个老板还是一点也没白给他的意思，双方又凶凶地
叽里咕噜了半天，搞的一堆人围观，最后那个男的还是只有把另一个也扔回
了盒子里去，悻悻地推着车子叽里咕噜走了。
这当然是比较少见的事情。其实很多上海朋友是相当大方豁达的，虽然
大方豁达中常仍能见到他们特有的精细。记得办完手续准备离开上海前，楼
里比较要好的几个哥门，提前三周给我践行－－当然并不全是上海人；大家
从很少的工资里凑钱作基金，每日买回来一堆鱼肉，同屋的两个哥门掌厨。
每晚七八十几个人在一起，挤在屋子里喝酒，一醉方休，想起来真是快意无
穷。想想那时我到所里，来去匆匆，平日里回屋通常就在台灯下一坐，自己
看书，搞的他们聊天都得上别的屋子里去，而并未给他们什么帮助－－除了
经常开些怪七八糟不合时宜的“书单”和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到我那借书外；
这么一想，真是十分惭愧，很对不起那般精细却素朴义气的兄弟们。
前阵和原来所里的一个小兄弟－－和我同室，比我小，很聪明，因同姓
我认了作弟。现在回交大读书了－－通了电话，才听说原来那几个哥门现在
虽还在，变化却很大：都结婚了。可惜我却无缘喝他们的喜酒，只有送给他
们遥远的祝福了。其中一个原来同屋的上海小帅哥，那时记得被隔壁一个哥
门的在军校的表妹搞的神魂颠倒，我那时还时常给他出主意告诉他该怎么办
，可惜我总还是个庸医，没能帮的上忙。现在和一个中学教师结婚了，小日
子过的据说还挺惬意，真让人高兴。
记得那时我是周二中午离开上海坐火车回北京的。那天下午所里要开一
个很重要的会，而且正下着倾盆大雨。本来说了不用他们送，没想中午时几
个哥门一个个冒着雨都回来了（那有大概二十分钟的自行车距离）。他们还
委派就是同屋那哥门送我到车站。哥门平日木讷寡言，多只听我扯淡。送我
到火车站，一路他都没怎么说话，只是感到有些伤感。我只好说些轻松的话
，但他仍多只是笑笑。火车就要开时，他在车窗外突然握紧拳头，朝上方用
力一挥，两眼直视着我，仿佛要放出火来。一边高声喊到：我告诉你一直想
说却没说的话。。。好样的。。。一定努力，会成功的。。。
我知道他说的话的意思，虽然我最终并没有他所说的成功。但那一幕，
却永远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中。
上海，在我离开它的那一刻，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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