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初中的学校，最让我记忆的是小山坡上那颗千年古树，预告着上下
课的钟就是挂在那里的。一年四季都是枝繁叶茂。十分苍劲。但让我记忆的
并不是那钟，而是树上的五颗大拇指粗的钉子，钉子的一半露在外面，也有
数寸来长。钉子都已长满了锈，黑黑的样子。每次回母校无论怎样匆匆，我
都要到那树下仔细寻找，直到数到所有五个钉子后才离开（有时叶子繁茂了
就不容易找寻）。五颗由上而下呈三排，顶上一排左右各两根，中间一根，
底下较远的地方又两根，也是分布左右。最底下的钉子离开地面也有两三来
高。
小时候曾听一个岁数很大的老人说，钉子的由来颇不寻常。老家是苏区
，在二十年代中至三十年代初曾十分红火。那是一年冬天，白匪围剿，一个
才十五岁的司号员为了掩护战友不幸被抓。白匪要他招供，他不说，在拷打
不灵之后，他就被吊到了那颗树上，他的母亲和老乡也被抓到了面前。又接
着拷打，小号员还是默不出声，只是双眼盯着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早已伤心
欲绝，却也不上去劝他。这时，白匪拿出了五根钉子扔到地上，问他招不招
，小号员依然一声不吭，母亲也一声不吭，母子两就那么无言地对视着。
于是白匪拿起一根钉子和大榔头，站到临时搭起的脚架上，在数声撕心
裂肺的叫声中，钉进了小司号员的左手心。小司号员左手顿时血喷如注，昏
死了过去，母亲也昏死了过去，几个老乡也吓的晕倒了。白匪便将早准备好
的凉水一个个的泼过去，泼到脸上、身上。老家冬天水是十分冰凉的，他们
便都苏醒了过来。白匪又问招不招。小司号员只是咬着牙根，其实早也已说
不出话来了，只是耷拉着头，眼睛无力地望着母亲。母亲被人架着，眼睛也
无力地望着她的孩子，嘴里不停地念着我的娃呀我的娃呀。
白匪看着不灵，于是又拿起了钉子，一根，一根，又一根。。。钉了四
根，于是小司号员的右手心、左脚心、右脚心，都被牢牢地钉在了树上，一
动也不能动。小司号员早已叫不出声，被咬透的嘴唇也不再流血。从手掌心
脚掌心中喷射出的鲜红的血被水一泼飞溅四处，又一串串顺着树干流淌下来
，沿着山坡流了下去。母亲也昏死了几次，这时也又一声都叫不出了。司号
员耷拉着头，眼睛无力地睁开一点，似乎在寻找他的母亲。母亲耷拉着头，
眼睛也无力地睁开一点，似乎在寻找她的娃子。他们却依然没有一丝的妥协
的模样。这时，拿榔头的白匪早已惊恐而疯狂，竟然还没等到他长官的指令
，就拿起了最后一根最粗最长的钉子，狂叫了一声，按照预定的程序，朝小
司号员的喉咙钉去！。。。那便成了现在依然还可见到的中间居中的那颗钉
子。
白匪为了警告乡亲，将小司号员的尸体在树上钉挂了几天。后来一个漆
黑的夜晚，几个老乡冒着生命危险将他取下来，偷偷地埋葬了。那钉子也被
他们保存着，在若干年之后，又被寻找了回来，并被依照原来的样子，重新
钉到了树上。那五颗钉子上的斑斑血痕，至今似乎还依稀可辨。
据说在那最后的一枚钉子就要扎进小司号员的喉咙的时候，早已昏死多
时的他竟突然又圆睁了双眼，用尽余力抬起了头，撕心裂肺地大叫了一声“
娘”；早已昏死多时的母亲仿佛也有灵应一般，几乎在同时也圆睁了双眼，
用尽余力抬起了头，撕心裂肺地大叫了一声“娃”。。。
母子被老乡们埋葬在一起，是同时埋葬的。
CG
补 白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去年回家，回初中母校，还专门去凭吊了那颗树。
当初在那里学习住宿时，还听得许多传闻，只是到如今也渐渐的忘记了。只
剩下这个故事，还十分清晰。当然，具体一些细节，也参杂了我自己叙述之
因素了。
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其实并无法顾及诸多细节。尤其是早期革命，
并未能被所细致研究。早期革命，老区的牺牲是相当大的。他们有多少被后
人所淡忘？不可言说。很多老区，百姓所作出的牺牲相当大。我们那地方所
以未能如长汀或湖北黄岗等地能成为将军之乡，据说是因了上级下达的一次
错误的军事行动，渡桥时整个独立师陷入重围。突围不成，全师覆没。如果
突围成功，从力量上看将是对长征队伍的很大的补充：因为那支部队都出自
穷苦人家，据说是十分耐苦善战的。不过这些都是听老人口耳相传，我对这
段历史并无更细致之了解。所曾见及的现代史革命史之类著作，则多未能片
及只言片字。历史不但是由胜利者所叙述并用以自我标榜，同时它实际上也
只是为了突出胜利一方中能侥幸地存活到最后者，并为他们带来荣誉和利益
。而对于在行进的路上就倒下的人来说，则一两个纪念碑，也就全数打发了
。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曾在早期为革命作出重大牺牲的老区乡区，在七
八十年之后，多数底层的农民百姓，竟依然还那么的贫穷。近些年虽略有改
进，但实在是太缓慢了。沉滞秩序中滋生的新一波的官僚和腐败分子，依然
横行乡野；社会不合理不公依然大量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日益严重。
如此，则八十年前的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革命是个十分复杂的命题。该不该告别革命，也是近些年被反复讨论了
的问题。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意味着流血，意味着杀戮，除历史上看，
它除了打破一种旧秩序外，此外所能取的作用，微乎其微，并无法根本解决
包括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阶级对立等问题，因此这种极端手段在今天自然已不
可取。但这不等于它不具有任何的合理性因素，不等于尤其是历史上曾发生
的暴力革命就只能接受人性学家的道德指责。因为对于凝滞的体系来说，那
些最底层的百姓并没有任何力量来摆脱秩序，而只能被秩序所牢牢束缚。当
这种秩序被毁坏和腐败到了极点、使他们无法生存时，除了奋起反抗，催化
野蛮的旧秩序之瓦解之外，又能怎样呢？对他们来说，自然缺少穿西装革领
带吃喝不愁的人性学家的那种优雅和闲适，更没有他们的由理性所支撑起来
的如簧长舌。在无法存活下去之时，他们首先有的是愤怒的求生欲望、和在
这种欲望下的揭竿而起。在这个意义上看，则革命又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
理性，它警示统治者：要维护秩序，就需要时刻警惕，不要让秩序过度腐化
到百姓无法容忍之地步，否则就随时可能被瓦解。
如果一味的贬低革命，却不顾革命之所由来原来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和现
实背景，那不过是书呆子翻翻书本再借此张扬自己的所谓“人性”和“善良
”的自淫和优雅罢了。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其本身虽然我不以为是今天
应当采取的途径，而是应该采取更加和谐和稳妥的社会变革途径。但避免革
命之法不是去恶毒的诅咒它，而是尽可能从制度和秩序上消除革命产生之土
壤和可能。
然而对曾经支持革命的老区人民来说，最悲哀的大概还不是曾经的付出
和牺牲，而是为革命者所遗忘，甚至背弃。在几十年的革命中，老区人民所
作出的牺牲是极大的。可建国五十年，最穷苦的地方无一例外，依然是老区
人民；最穷苦的地方往往同时上演着极度的腐败，这些都可反复见证于诸多
报道。电影《周恩来》中周公在离开宝塔三十年后重返延安，见老区百姓穷
苦一以似旧，因此而愧疚无比，饭菜难于下咽。周公乃是一彻底的革命者，
其体贴百姓疾苦之心更非其他人可比，期待其他如高居于庙堂之上出门八台
大轿的衮衮诸公也全能如此做想，自然无异于与虎谋皮，更不必言及那些出
入红楼夜夜销魂的干部先生们了。只是天理昭昭，革命者当日以此而兴，若
今日反自己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又如何能保证将来不被别人所革命呢？此
才是庙堂诸公所当虑者。
06/16/20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