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讨论中国的外交战略问题，借鉴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是极为必要
的。
二战之后不久，即一九四六年，美国率先掀起冷战，三年后即一九四九
年，在美国的鼓噪下，北约建成。苏联由于二战时战争直接在本土进行，遭
受极为巨大的战争创伤，远无法同隔岸观火乘火打劫发战争横财的美国人相
比，因此，苏联实际上并不愿意在战争创伤未能医治好之前，和美国进行较
量。即便在美国已经构筑起完备的铁幕合围之情况下，苏联基本还属于保守
退缩消极防守之情况，甚至包括朝鲜战争，它也并不愿意和美国形成正面对
抗。这从苏联国内的情况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战后初期，苏联对外
政策的根本目标是通过谈判巩固一切胜利果实，同时尽量避免同美英等国的
正面对抗。
但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依不饶非要灭之而后快的铁壁合围，
要退缩妥协是没有出路的。任何一个寻求霸权的国家民族都有一个特点，就
是霸权的欲望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超越其之理智，使得它必要把彻底地把它所
欲征服之国家和民族踩在脚底下而后快，直到或者它自己被彻底击垮，或者
达到目的为止。苏联对美国威逼的真正反应直至五十年代中叶，即在其主使
下，构筑华约同盟，同时尤其是发展同东欧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形成经
济发展互助会，由此产生社会主义阵营，同时联合第三世界弱小国家，同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抗。这个时期，苏联的外交战略，无疑是基本正确的；这
个成功的外交政策，也是苏联迅速走向强盛的一个重要保证。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形式发生
了根本变化。西方集团内部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会有相应的政治诉
求。西方集团形成了美、日、西欧三大经济中心，以致美国对日本和西欧的
经济干预从而政治干预能力不得不有所下降，法国戴高乐总统不甘充当美国
的小伙伴，提出要享有对北约的领导权；而西德则也调整受美彻底宰制之被
动外交局面，提出了“新东方政策”，谋求国际上的独立地位。在第三世界
，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大力兴起。凡此种种，都使得美苏之间
的正面对抗实际上有所松卸。加之于苏联经过战后十余年的发展，经济、军
事水平都得到快速提高。这样使得苏联能有精力从和美国正面对抗中略为脱
身，其帝国沙文主义本性开始暴露，在社会主义及第三世界阵营内寻求霸权
，干预别国内政：先同南斯拉夫关系决裂，再五十年代后期出兵波兰、匈牙
利试图使其成为苏联附庸，同时试图控制中国，但都遭到相应国家坚决抵抗
，并同中国关系决裂；六十年代初，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六十年代末，
出兵 捷克，同期和中国有珍宝岛之争。苏联的这些霸权主义政策，使其尽
失原来 的盟友，终于到了后来成为孤家寡人，为走向迅速衰微埋下伏笔。
七十年代初，美苏开始了近于疯狂的军备竞赛。苏联这一时期国内相对
平稳，其经济军事实力迅速赶上甚至有所超过美国。而美国则由于长期陷于
越南的崇山峻岭中，苦不堪言。这样，苏联在发展军备之余，又有精力对第
三世界开始扩张，先是，在亚洲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以向南亚渗透；操
纵越南，挟制中国；侵占柬埔寨，以控制整个东南亚地区；同时出兵阿富汗
，并派兵入侵非洲，控制艾塞俄比亚。这样，苏联通过控制亚洲和非洲，形
成对其真正着意之与西方较量之主战场－－欧洲的两翼包围。然而这却是以
其几乎失尽第三世界国家之道义支持及盟友的同盟为代价，并使苏联成为彻
底的孤家寡人。
然而这个时期，也就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苏联的势力范围
也确实达到了其之极盛；以帝国之兴衰规律来说，要说任何人，包括任何一
个历史学家会预期其在十年之内就会破落到了行乞之地步，我想不太合情。
然而苏联确实是在十年之内，就由极盛走向了极衰，其中原由，除了内部因
素之外，外交上的一个又一个失误，也是一个极为重要之原因。
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经过几年之恢复元气，渐次从越战的阴影中走出。
里根上台后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意在夺取对苏空间军事优
势及核战略优势。里根政府旗帜鲜明地提出扩军抗苏以重振国威之战略，加
速高科技研究，以根本摆脱和苏联对抗中的被动之地位。极富有讽刺意味的
是，这个时期，苏联却正陷入阿富汉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真是叫“此一时，
彼一时”也。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苏联那么快速衰亡的理由。苏联以其家大业大，如此
一个庞然大帝国，要衰亡，必也不会是三五日之功，只要内政外交上没有极
大之错误，也至少会顺其惯性滑行一段。给苏联的衰亡插上致命的一刀的，
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
一九八五年，戈尔氏上场。上台之初，即提出迎合美国西方的“政治新
思维”战略。除了对内进行毕其功于一役的大跃进似的经济政治体制全面改
革外，在外交上也作了重大的调整。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书生气很重
的人，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这至少也可以从他脑门上的那一颗闪亮的胎记
为证。然而善良的书生，每每总是要误国，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道理
，也是历史以来不断被实践证实了的。戈尔氏的思想核心，是推行“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不敢正视任何客观存在的矛盾，而是试图
靠善良的意愿“化解”它－－害怕矛盾从而逃避矛盾甚至靠作梦否定矛盾的
存在，这也正是善良书生的共性－－其结果是，在内部，各民族之间由于丧
失了必要的外在压力约束，民族矛盾加剧－－这正是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国家
要内部瓦解的一条捷径，结果是引起国家分裂加剧；在外部，戈氏以善良的
意愿主动寻求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之间的和解。自马尔他美苏首脑会晤之
后，戈氏以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文主义的善良意愿出发，单方面
放弃对美的必要戒备，以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旗号，主动调整对美的外交
战略，试图借此根本扭转美苏之间四十年的冷战局面。在欧洲，苏联着手建
立跨越大西洋一直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和平大厦”，其深层次的战略思考
或许也是有的，就是通过改善一直不太好的苏欧关系以挑拨美欧之间的矛盾，
从而将美国势力挤出欧洲，重新恢复对欧洲的控制；而戈氏的善良愿望是通
过以东欧这一苏联和西方世界之间联系的桥头堡作为双方的缓冲地带，通过
它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因此其背后核心宗旨，还是
以不对抗、谋和平、向西方本质上彻底妥协，来赢得时间和空间，恢复苏联
国力。
然而善良的戈尔巴乔夫断断不会想到，美国人是决不会容忍一个经济、
军事和政治都高度发达的苏联的出现的。这正是前面所说的，对于任何一个
谋求霸权的国家来说，它是决不会为了什么和平和人道，而去容忍一个敌人
或者潜在的对手去卧薪尝胆平稳发展的。它必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彻底搞垮对
手，即便是它倒在地上也还会冲上去插上一刀，并踹上一脚，确认它无有回
天之力才会善罢甘休的。在这之前，任何和解也好，伙伴关系也罢，都不过
是其借以麻痹对手、牵制对方的缓兵之计罢了。果不其然，美国看到戈呆子
推行的这套亲西方战略，大喜过望，在表面上，美国人也大力鼓吹“美苏亲
善”，加紧美苏之间高层对话、不搞对抗等，在背地里，却及时制定出了对
苏联的“超越遏制”之战略，向苏联和东欧大力贩卖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同
时联合其他西欧国家投戈氏之所好，东进东欧，和苏联“协手”将大西洋至
乌拉尔山脉这一广袤地域建成如布什所说的自由开放的新欧洲。一旦西方势
力成功介入并瓦解东欧这一苏联和西方角力的主战场，这终于产生了多米诺
效应，就此苏联藩篱尽撤，同时多米诺也对本已加剧了的苏联内部民族矛盾
产生推波助澜的效果，终于导致苏联各盟国的分裂，从而最终引致苏联的解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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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兴衰对我们来说，教训是相当大的。如果我们不及时从他们的惨
痛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我们迟早恐怕也会遭遇到类似的命运。
从外交的角度来说，苏联的尤其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走向霸权主义帝
国主义，使它旧日盟友尽失，同时在第三世界里也没有多少任何真正的朋友
，藩篱尽去，四面树敌，终于成为孤家寡人，在国际上人家这里一拳那里一
腿，精力被大大牵制，所谓“好汉难敌四腿”者也，霸权主义是其衰亡之一
个重要因素；
然而其之所以那么快速地就走向覆灭，更根本的却是戈氏的回避矛盾、
不敢对抗、亲善西方，向西方妥协的软腿政策所至。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来
说，使其保持于一定的压力及维持于一定的压力感之下，对国家发展及安全
，是有好处的；所谓“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也。一旦戒备之心
尽去，固然可以过一把人道主义的崇高的抽了鸦片似的虚幻美感，在这个弱
肉强食的世界里，却必然使得自己防疫能力大为下降，从而必为对家所乘虚
而入；其结果是讨好了敌人，而使自己的国家受累莫大焉。戈氏的人道主义
新思维，正是现代版的典型的宋襄公蠢猪之仁！
前苏联的此一惨痛教训，对任何的试图和美国这样的霸道的国家“友好
交往”的民族国家来说，不可谓不深刻！美国，豺狼耳！水性扬花而又贪婪
之本性，决定了它只仆从于鞭子，而决不会同情弱者；要和它“和平”交往
，如果没有以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那就更是要时刻警惕之。善良的戈尔巴
乔夫一厢情愿终于为情所伤，诺大的苏联江山，换来戈尔氏项上的一串诺贝
尔招牌，算是西方对戈氏的奖赏。然而戈氏一人何足挂齿哉！而苏联当日之
雄风，终于已成明日黄花，百姓更受国破之苦，乃至于沦到乞食于人遭人白
眼之地步。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了强大的沙俄帝国固然是一幸，然而苏联民
族之不幸，却难道不使我等心有戚戚焉！这个教训，难道不值得天下善良的
人们时刻警醒的么！
5/1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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