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过文革十年之乱，百废待兴。关于文革，至今有人仍然在试图翻
案。不过对于文革本身究竟当作何历史解析，我还持保留态度。因为要想真
正客观地评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只有倚靠一个尺度：时间。在一个
历史事件所激起的硝烟还没有彻底沉静下来的时候，总有一些是我们无法完
全看清的。
然而有一点，文革总的来说是一场错误的扩大化的政治运动。它一下全
然打乱了一个国家从建立到奠定基础到稳步发展的正常轨迹，使得我们今天还不得不为被它所耽误的时间而付出代价。
邓公无疑深深知晓这个代价究竟有多大。因此当他根据其时之国际形势
果断地提出一切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埋头苦干、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战略时
，是十分正确的。但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我的观点：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
期，在制定外交内政时，必首先是把二者统筹来考虑，使得二者能有机配合
，从而作出一定时期最优的或较优的格局安排。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内政、
外交、国防等等，都是一必要的佐料。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战略格局，就是
合理的根据这个时期的国内外局势－－如果把外在局势看成是顾客的话，那
就是看他的口味如何－－合理搭配这些佐料来炒一个适合它的好菜。
邓公那时作出这样的不出头、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是出于两方面考虑的：
一、这是内部的必然要求。由于建国以来三十余年，中国在外处于大国
压力之下，在内，则由于老毛等的不当观点，而把一个国家国力最为重要标
准的经济基础给轻视了。本来，中国经过解放前的连年战火，民衰兵疲，百
废待兴。中国在五十年代初所以要打朝鲜一战，实在是因为太不得以，非此
必要遭破国之灾。而一旦安危不成太大问题，本来就应当开始休生养息，发
展经济，增强国力，恢复民智，安定民心，等等。大抵立国之初，必要经历
此一过程：先必有外逼内乱，平定之后，必马上进入安民立命、休生养息阶
段，如此若干年，则国家元气乃慢慢恢复，而臻于强盛。休生养息阶段，有
如汉文景，这个时期通常必要积数十年之苦干，大抵是在建国之后五至十年
或略长一点时期以后开始为宜。然而五六年之后，老毛脑子终于日热一日，
最终发热过头，这一正常秩序被打乱，再加后来国际局势变异，结果中国是
建国三十年还没有进入休生养息之期。这个时候，邓公出来抓经济，实际上
是把国家纳入早该进入而迟迟未入的正常发展轨迹。
二、在外部，国际环境容许中国可以作此战略调整。八十年代，正是美
苏之间四十年冷战到了最后双方都精疲力竭的时候。这时恰有如高手过招对
比内力，头上直冒白烟，哪里还有暇顾及他人？美国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苏联
，必不愿再在其他地方分散精力。因此，整个八十年代实际上正是国际上难
得一见的安宁时期。邓公正是抓住这个缝隙，见缝插针，果断作出若干年之
内不会打大战的战略预见，这是“韬光养晦”战略所以能够产生的历史背景
前提。换言之，所以我们能“韬光养晦”，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想“韬光养
晦”就可以作到，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容许”我们可以“韬光养晦”。
此后，中国赢得了难得的不到十年的埋头发展时期。然而这个时期却由
于苏联的过早解体，而提前结束了。这显然出乎当初邓公的预料之外，因为
中国要恢复国力到足够强大的地步，正常发展大体需要四十至六十年时间。
苏东巨变，显然全盘打乱了邓公当初的战略部署（事实上，当初邓公的三步
走战略，就是恢复国力的大战略。那个战略的制定，也是在上述对内对外的
认识前提下作出的），因此必然会带来一些紊乱。再加八九动乱的爆发，终
于使得中国所处的内外局势环境都和当初制定三步走也韬光养晦战略的环境
大有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的，需要及时地制定出新的炒菜配方。
而在当时情况下，有足够能力应付此一大变局的，似乎也只有邓公一人
。邓公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终于下定决心。再度南巡，就是他的结论：即中
国仍然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主。然而他当然不会不清楚，苏联解体，冷战结
束，原来的世界均势格局已经不再，八十年代初中叶两强角力之下的那种难
得的安宁局面也不复存在。均势破坏的直接结果，必是世界格局要重新进行
一次大的调整。而象这样的大调整，中国这样的国家必无法逃避而不受大的
波及。也就是说，中国必会承受比原来大的多的外部压力。然而中国的国力
又不容许能正面来承受这样的压力。怎么办？
当初老毛评价邓小平，说他是“以柔克刚，绵里藏针”。事实上，我们
今天再回头来看邓公南巡的背后费尽心思的战略思考，就可以十分鲜明地看
出这八个字的特点来。邓小平毕竟是邓小平，既不是看美国为纸老虎，视天
下英雄如无物的毛泽东，也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当代孙武刘伯承。他的性
格特点，决定了在中国还没有积攒到足够的实力时，他不会容许中国去冒和
人对抗的风险－－是呵，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但问题是，有时这样的
险，真又不得不冒，所谓绝处逢生，正是刘帅兵法精要之处。
但那不是邓公的特点。面对变局，他的对策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
们仍需坚持“内政为主，外交为辅”的特点，利用在外交上作出的一些必要
的让步，以赢得宝贵的外部平稳环境，从而为内部稳定发展赢得时间！换言
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外交上作出必要的让步和牺牲。
事实上，如果我们细细查看，九十年代至今的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基
本都符合此一基本原则，而并无多少和邓公的一贯风格相背者。中国感受到
美国的日趋逼近的压力，并非自今年始，而是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就一直如此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我们不得不向美国人作出一些较大的让步，以图暂缓
其所施加于我的压力，甚至包括对周边国家也是如此，包括钓鱼岛，包括南
沙，等等。
从兵法的角度上讲，此一对策，并无什么可以太多挑剔的地方，所谓不
打无把握之战，不轻易出阵等等，也是有说处的。然而这里确实存在一个只
有大战略家的眼光和驾驭能力才有可能对付的问题，成败往往并不十分合乎
常理，有如当年粟裕之打淮海。可以举一个例子：两军对垒，我方在战前加
紧修理工事。工事挖好了再打，自然对我们有利，至少不会太不利。然而就在我们修的时候，敌人发起了进攻。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对策：一种，是先在一边高挂免战牌，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派人出去媾和，送上一些诱饵实惠
，以争取到时间，这边抓紧堆墙；另一对策，是大张旗故大吹旗号，甚至再派出小股部队出去佯攻，以吓阻敌人，遏其锋势，或者引开其之注意力，使其无法对我正面阵地产生冲击。显然，后者所冒的风险，实际上确实较前者为大。因为它至少表明，我方不准备妥协，更不会投降。
然而这首先也是看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它们是要达到什么样的
目的，决定的？根本的是，它们是否会容许我们把工事修好修牢？或者，它
们是否会认为，我们给它的诱饵的利益，至少能全部抵销我们修好工事之后
它们再无法能随意往来侵袭所损失的利益？或者如美国人所说的，甚至还会
给它以“威胁”？
毫无疑问的，邓公采用的是前者。他的判断，也是认为，敌人将会接受
我们的诱饵－只要我们下的诱饵足够大。在这点上，恰恰体现了邓在谋略上
的一贯特点。
然而今天再来看，我认为，邓公这个判断看来是有所失误了。
因为美国人显然并非三两个饵食就能填补得了的。它们有更大的眼光：
那就是，它们显然更清楚要想能最大程度的控制我们，那么它就根本不应该
容许我们修理工事！
回忆当初刘邓带兵，刘管军事，邓管政治，由此可看出二者能力之大不
同处。各有所长耳！在和敌人直接对阵时，刘邓大军所以能常打胜战，在兵
法上靠的是刘帅的智谋，而刘帅带兵，是智加以勇，以勇为后备，所谓“狭
路相逢，勇者胜”者也。邓之所长，乃刘之所短；而邓之所短，乃刘之所长
。
诚如是哉！
5/2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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