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98年12月15日）登了一则揭露奥运会
贪污丑闻的新闻。
这则新闻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其一、是奥运会还没举行，澳
方就自暴其短－－当然在新闻自由的社会里，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其二、是发觉他们当初送礼，也实在小气的紧，几千美金，我看还
讨不来那个陈希同先生的情妇的歪嘴一笑，和我们的陈王联盟的那多
少亿天文数字的贪污数目相比，实在是太可怜了些。莫说他们那一级
别的大干部，现如今便是一个村长，我看这个数目也不够他们塞牙的
吧！不过这个话题，已经实在提不起我的兴致，因为这毕竟是他们那
边自己的事情。搞得好怎样，搞不好又怎样，历史上有的是前车可鉴
；历史的规律，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这个道理，他们理应比我懂。
而且现如今诸多当官的虽然不读书，却也总还是认的几个字的，便是
目不识丁也有的是漂亮的女秘书给他们伴读，所以大无必要我来操心
。
关于贪污送礼，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说“无官不贪”或许过分了些，因为总还有那么几个不开眼的；
然而问一句“谁官不贪”，则应该是合适的。东北某地一个十分清廉
的老县长死了，因为他确实很清廉，结果入殓时家里甚至不能给他准
备一个好一点的衣衫。然而最可悲的在什么地方呢？最可悲的是，我
们这个县长并没有得到百姓的好评，在他身后留下的是这样的风言风
语：“瞧这个当官的这么没出息，真是个傻子”。
这是个真事。鲁迅七十年前就说过，对中国人是哀其不幸，怒其
不争。我看这很合乎事实。社会腐败糜烂在一定时期，尤其是变动很
剧烈的时期，是难断免的。然而当社会的每个分子，都以这种糜烂为
自然甚至应当时，最可怕的悲哀就产生了。我们现在其实就处在这样
的情形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悲哀，是历史以来十分少见的。
四十年代初抗战正处于最艰难时期时，一个美国作家到重庆访问
。当时的局势是非常糟糕的，而且许多人对于中国的未来抱有十分的
悲观的态度。这个作家就是想来看看，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希望能战胜
日本。那天他坐火车，那时的火车当然是又赃又乱又挤。但他突然注
意到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农村妇人，四十几岁的模样，虽然满脸刻上了
生活的艰辛，衣衫也很破烂，但她的脸上却很安祥，而且露出了十分
坚定但又平静的微笑，而且是显示出了天生的高贵，似乎这个外面的
嘈杂而近于灭亡的世界，也不能给她以影响，带给她以绝望。这幕景
象对那个作家的震撼极大。后来他回去后发了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断
言，中国将必然会战胜日本。而理由呢？他并没有列什么“论持久战
”或什么“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之类的雄文，而只是极为详尽
的描述了这个场景。
这个观察角度，是十分独到的。但我想又确实是抓住了一个社会
的根本。扎根于民族最根基的文化力量、道德力量、高贵的自尊和自
信等，事实上是这个民族的最为重要而根本的生存力。只要这样的高
贵和自信不亡俟，她就总有可能在百死中觅取一生；如果它已经丧失
，如果一个民族的心底里竟然以无耻为荣，以道德的糜烂为自然，如
果一个民族的每一分子竟然以在嘲弄尊严中获取残喘延生的乐趣，则
这个民族便是在那个时刻再嚣张，其实离开最后的死寂，也已经并不
遥远了。
12/15/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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