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概可分为有两类：一类是俗学问，譬如我们老祖宗的那些滥糟货，
入世的人生探讨之类的，与政治社会具体运作、大众利益福祉等直接相关、
因此大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都是属于这一类；这类或也可称为大众学问
，如梁启超他们作的，还有我们这些工程师整天埋头苦干的，都是它。还有
一类是专为学问而学问者，或称纯学问。这类学问之存在之目的首先是为了
学问本身，而不是为了解决大众之具体问题。这类学问离开大众远些，因此
不易于为常俗之人所了解或接受。譬如陈寅恪爱因斯坦霍金他们，作的就是
它。
纯学问有自己的相对脱离现实世界之自己的“学问世界”，有如学问研
究之乌托邦，有如人之精神世界。正是它们才构成了人类学术史上的核心部
分，其存在也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力。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倒以为只有它们才真正算是可称为“学问”的
东西－－当然这个规定有些太强了些，因为那样则我看我们学术史上，大概
可称为搞学问的，就实在少而又少了，因为历史上几乎少有纯学问的存在。
至于乾嘉朴学算不算是其中一个，我想大体应该相近。事实上，陈寅恪
治史方法首先得益于乾嘉之风，再加杂德国其时之先进治史思想。乾嘉学人
因了异族统治而无法或不愿入仕，从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学而则仕经世
致用的原则；一旦又受文字狱之害，而治学之心不死，则只有钻入故纸堆里
作考据。而乾嘉学人确实是第一次将我中华文化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这是
它们的业绩。它们创造的少，然而将旧有的系统整理编排去伪存真，却也是
大大的功劳。从这个意义上说，乾嘉学派虽不幸不得入世，却逼近了纯学问
之门庭。这大抵也是有史以来之第一次吧－－至少从如此大之规模和影响上
来看，唯一可相比之两汉经学，其治学之纯粹性似乎也是不可比的。而这大
抵也算是它们的独特的贡献了。
我基本应该算是没读过钱钟书，只知道他二三十年代在清华很有名气，
也很傲；在中西比较文学上的造诣据说很深；还有就是文革时他是基本作个
很本分的人：不参与害人，却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不被害，而不象陈寅恪那
么耿直，宁折不弯－－这对于一个传统人格意义上的中国文人来说，不是一
个容易办的事情。因此或许他可算是文人中的明哲保身派，比陈寅恪差点，
比郭沫若强点。
不知钱的学术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和陈寅恪相比相类？如果那样，则他们
的文字本来就不是给一般的人看的，因为至少陈寅恪是中国历史上能始终如
一地尽可能远离政治旋涡及俗世之纷扰，具有真正独立之学术和自由之精神
的不多或者极少的纯粹学问家之一。
07/2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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