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治国思想进行分家的观点，我认为似乎并不必要。不然，则总的
一个可能较普遍接受的观点是，道和法是近了些，而儒则相对要远：其实这
，也是很不确的；道的无为，是个很玄妙的概念。叫“无为无不为”。无为
时就算是道，摇着蒲扇；可是有为时呢？有为时和儒法的距离有多远？而从
成功治理的范例上看，究竟是怎样的时候多？我看都是有为，只不过有为的
领域不同而已：比如一个时期重吏治、一个时期重经济、等等等等。所以强
调分别儒道法，好象对于后秦时期来说，已经并不重要，因为其实诸子已经
都紧密交融了。
至于管子，学术界主要是不是认为他是法家之始作俑者？其实我也只是
认为法家确实应该大张于申韩，记得这点和筋斗争执过。将管子纯归为法，
我也是不同意的。总之，从管子治齐的思想上看，已经蕴含了法的荫萌，倒
是确定的。但孔子对管崇拜的五体投地，而孔子适卫时，采用的一系列措施
，是和管子治齐暗合的。
因此，能不能这么说，儒法道在管子那，获得了实践上的启蒙，而在易
上，得到了理论的统一？
紫微兄说的唐初贞观之治就是用了道家方略，我并不赞同。唐一朝基本
是花天酒地，是事实；而后来史家称颂的有唐一朝三个较有为的丞相中，其
鼎盛之时都在开唐（？）。唐太宗治国，有些类似于汉高祖；高祖也是用了
个顶尖的丞相，而能使国家由战乱平稳过度到发展经济状态下－－这也是一
个必然的趋势。
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用了道家法术－－虽然其中应该说有某种本能
意义上的休生养息、发展经济的趋势，而这是民心所向。高祖宗儒，结果留
下了吕祸之变；而太宗恐怕还赶不上他，结果到了儿子那一辈，连江山都易
了姓。如果将贞观之治归根于太宗的宗道，而太宗晚年明显已经现出了一些
昏君的做法：
他还是很恨的，远比不得康熙；那么他的这个变化要归因于什麽呢？世
民用了几个文中子的弟子，比如李靖、房玄龄、魏征，甚至包括世民自己，
而起家，王通的思想，我看是个杂家，他被后人归为一个鸿儒，可是又是个
归隐的道士；从其言论看，治国的方略有些如素书那样的，都是由乱到治的
偏方，并谈不得只是道。那么他的几个弟子的思想，也是可以想象的。由此
治理出来的只归为道家一派是不合适的。
再从史上看，道家（其实也是杂了别家的思想，因为后秦的思想，已经
是诸家都有交融之势）的几次成功的治国，带来的通常不过是三五十年的发
展－－而且很多也不过是在战乱之后，民心思定思富的必然结果－－可是随
之的往往便是衰败。这里便存在这个两难：或者如果把前期的治理就归为道
的话，那么也必须把后期的衰乱归根于道的治理的不力：比如康熙的崇尚无
为而走向极端，大伤了吏治－－而这就说明道治必然有大不足；要么只能说
明前期的治理是合家－－这我是基本赞同的。这样则还是未能提供出道家治
理的成功范例。
其实我看，一个国家由乱到定、到国立、到发展经济、到国强而僵、到
衰亡，似乎是个难于逃出的规律。这或许就是辩证法的胜利吧。对于一个民
族和国家来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内部产生自新，就是通过自身的涅磐而勃
发出新的生命力，而不要出现如史上常现的那样的朝代更新的剧烈动荡。所
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定律，应该能够避免。这是一点题外化。
而总结到现实，就是还是希望执政者能够锐意改革，勇于革新，挖掘自身的
生命力，铲除自己的弊端，则这样自然是大家高兴的事情。
思绪全无，一堆杂谈。
CGhost于北京时间: 07:38:27 6/10/9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