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内之势，受了亚洲经济危机之影响，并及国内由于改革开放十余
年诸多问题未能及时调整理清，许多潜在的矛盾已经逐渐显露，并将随着其
他矛盾的相互影响而爆发并可能引致不可遏制的激化。此时之态势，不可谓
不危急；然而大的希望每每和大的危机相伴随。此后五至十年，固然是中国
之临深渊、履薄冰之际，却也埋藏有中华之再次就此振兴之契机。生为中国
文化之一分子，无论对其是恨是爱、是痛是忧，无疑都有责任尽一己之责，
而不应效犬儒龟缩于偏郊之一寓，作翘首企盼，生命之伟大意义从来只在勇
敢的海燕的搏击中蕴藏，而企鹅只在她的奋斗中战栗着并企求分享些微可怜
的余羹。
当今矛盾，千头万绪。此时唯有抓住其中主要而一举痛治之，才能牵一
发而动全身，断一指而溃全敌，所谓“君事虽繁，然其守约”是也。因为治
国之要，在于固其根本。根本若固，则任它风吹雨打，我自安然不动；根本
不固，便是小枝招摇，亦会蛇影杯弓。固治国之上才，能于纷繁复杂之中直
窥其根本，而舍弃其末节。
那么现今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如许多人所认为的经济状况
的改变呢？不尽然。经济状况的改进固然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的根本，却并无
法从根本上断绝亡灭之源。能引发一个民族之衰弱、国家之败亡者，有诸多
引导因素。或集体道德之沦丧，如古巴比伦；或外来强敌之入侵，如古希腊
；前者为内因所引，后者乃外因所至。而治国之根本，则首先是清除任何可
能的内在可能。而当今中国即时之危机，乃为执政之腐败现象；而长期之危
机，则为集体的道德之蜕化。前者足以引发内乱，而后者则足以渐次导向文
明之解体。此乃治国者不可不察。
腐败之症，原出于人私己之心。私己之心，概常人皆难免之，关键在于
以道德消除其邪念滋生之源，再加以律法制约其付诸行动之胆气。执政者所
最忌者，就是腐败二字。古来国之败亡，除非人力不可为者，概皆先是弊因
自起，瘤从内生。而执政者或因无勇气，或无远见而不能自割其瘤痹于初萌
之时，纵之养之，一朝发作，则断难收拾。此乃百代轮回之理。所以为政者
倘无勇气与决心及早去除毒瘤，养痈余患，必会遗害无穷。老子曰，夫唯病
病，是以不病。故养寿之士，先病服药。养世之君，先乱任贤。
此乃其中真谛所在。
治腐败之术，在于明订法令，严刑执法。古人云，“国无常治，又无常
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无常行，法无常弛，君敬法则法行，
君慢法则法弛。”法令赏罚者，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上梁不正，下
梁实由大加歪斜之可能；而下梁倘欲矫正，则必已是民心大去，不得不挺而
走险、揭竿而起之时。此时则大乱生矣。
公法行则轨乱绝。赏不隆，则善不劝；罚不重，则恶不惩。人大新法律
之制定比可谓不多矣，然而国家诸多之状况，却不但不见好转，反有赴下之
趋势，何则？法律之制定，不过是一纸条文；若其得以严厉执行，则有一条
就是一条；若其不得以执行，甚至为所违逆，则有一万条亦不足以称一条，
所谓“立法而不议，则法所不至者必废”者。而如果法令条文言而无效之先
例一开，则必然引致无穷后患。国家一旦无有历法之规约，则必是乱而无章
。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而今上下腐败之状况，日趋严
重，根本乃是执法不严所致。
执法则必一法，一法则首先要清吏治。过去若干年，古人云，“法不阿
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不能辩，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罚
不遗匹夫。”孔子杀少正卯，三月而大治；商殃守信笃，经年而秦大兴；雍
正清吏治，乃有乾隆六十年之盛世，老毛杀张青山、刘子善，而人心称服，
民心始定，此一法度而杀鸡敬猴之功效也。而今有一陈希同，罪恶昭彰，恶
贯满盈，而迟迟不能裁定，一拖而再，再拖而三，致使民心失望，而大小贪
官，则蠢蠢欲动，皆欲一效陈三郎而后快；为官一任，不求造福一方，不想
如何引导百姓脱离经济危机之困窘，而只想因一时之势，肥私己之腰囊，则
长此以往，国家之前景可知矣。
7/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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