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吏治在现代的条件下，已经和雍正、老毛时代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的新闻什么用？我们的美国朋友什么用？我们的斗士什么用？我看
他们都很有用。我们要防备的就是怪圈现象。包括民主在中国的构建，也有
这个问题。正如我一直想说明的，如何避免怪圈的问题，不但是比如“清吏
治”这个必须避免，便是民主斗士们也应该及早想出避免之法。否则等民主
圣水再次引到中国，到时比如书生当了其中一个党的总裁，也来个“中国之
命运”，就未可知了。
实践民主的最好的办法，是在底层、外部压力之下，引导（或者有某种
意义上的“逼迫”的味道，使其真正感受到不清的可怕，有可能引致覆亡）
执政者“自觉”－－这是不是有了一些“他觉”的味道？－－这样可以避免
再一次经历的自下而上的暴乱。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自下而上的反动，或
者以现在这种纯属外来压力制约逼迫下的反动，都难以避免的要造成大的伤
害和社会动荡：而且据我所知，在北美的民主斗士所提出的具体实现民主的
途径的最“全面”的阐述，不过是那位当世“董存瑞”的“方案”而已。其
他的或者就是如吾而开希那样的就是一个纨绔加白痴，或者就在那里论述一
些空洞而抽象的自己都找不到北、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的“理论”。郭罗基
的改良主义，李哲厚的放弃革命论，其实都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的结果
。对于中国来说，民主必须引入，或者更根本的，自由主义必须引入。但八
十年前民主的实践为什么以失败告终？我认为根本的是一、是以暴力手段实
现民主；二、自由的思想在普通百姓中没有得到传播，而只在少数先进的知
识分子中流传。所以杀了革命党，百姓还要高兴。今天是不是还有这个现象
？有的。民主斗士们从根本上忽略了更广大的人民大众。没有人民大众的对
民主的自觉，我可以断定，任何的进一步的企图，都将还要以失败告终。
这是某种意义上走的强迫改良的路线。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也是类似
的一次对封建统治的反动。它的先能得以实现，是因为首先获得了统治集团
内部的部分支持；然而它之所以那么迅速地走向失败，有几个原因：一、也
是根本的，这是一场脱离人民大众的变革；二、百姓的觉悟远还不到自觉的
程度；三、变革者自身在策略上的书呆子气太浓；四、来自统治者内部的反
动势力远强过正动力量。其实每次的变革的失败，大家都归因于第四点，现
在大家担心的，包括我想也是江朱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但我个人认为，
这一点是起了并不根本的重要性的，只有在前三点已经足够成立的情况下，
才以第四点的方式表象出来。关键是前三点。
至于说清吏治的怪圈，我倒以为可以避免。首先，今天已经没有以前那
种意义上的“皇帝”；其次，便是执政者也已经没有比如老毛那样的个人权
威；再次，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个体，而是世界之一分子，受着周边的
约束；再其次，人民素质、对于民主等的理解已经有所改变。换言之，百年
来对民主和自由、对个人独立和尊严的宣传，虽然没有达到彻底的目的，但
已经在普通百姓中扎下了根并开始萌芽。百姓已经和以前不太一样，就是不
满足于仅仅当一个顺民，还需要顺民之外的许多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
象。应该说主要是民主宣传和不屑努力百年之功。这就是一个外来宣传和互
动之后引致人民自觉的一个例子。只是现在还不太成熟而已，尚十分容易懵
杀于萌芽之中。但我虽然不如你们那么的乐观，倒也不会那么的悲观。以我
对历史的理解，我认为邓公虽然许多策略并不高明，但他二十年的努力，成
功地（当然负作用正是我们遇到的）通过引入一种利益至上主义，使百姓摒
弃了对极权的崇拜。可以相信，中国人的务实，将是根本的是一种非常好的
事情－－当然这是一场赌博－－而在这种务实和利益至上主义－－或者就是
一种自由的民粹主义，虽然这中民粹主义在许多意义上是卢梭的，但自由主
义传统在中国太缺失了－－在中国生根发芽之后，我们将有希望走出这个怪
圈！
所以，我想我的观点是很鲜明的：那就是首先通过民主主义的不屑宣传
，引发人民对自己的个人自由的渴望－－因为中国封建历史，从根本上是抹
杀人性的，这已是十分长期的锢疾，无法避免；通过乡村选举这样一个处于
低级状态的民主尝试，引发民主实践的萌芽，并使普通百姓从民主实践中获
得自信和力量，以及培养起自己的真正的当家作主的欲望；先进的知识分子
、民主斗士们，再从理论上对这些实践进行深入的指导、引导，使其走向良
性的道路，而不只是困顿于萌芽的容易被摧残的状态，并坚持以改良主义而
不是以暴力来实现，免除一切“被迫民主”的感觉。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
民主斗士们不体会到这一点，不是通过人民的自觉、而试图通过几个斗士的
喉舌加了美国的大棒实践中国的民主，我感断定，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
义将再次从大陆兴起－－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无意识反击－－那将根本的又
要产生一次倒退。那时，究竟谁是中国历史的罪人，就恐怕不是眼下几个高
明的口号所能掩盖的了的。
7/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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